送给我们家的由我分配,我把伯伯的遗物分成7份,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6人各留一份。”周秉德回忆道,“都是旧衣服、旧鞋袜一类,其中就包括我捐赠给周恩来纪念馆的一套中山装和一件旧衬衫。” 中山装为灰色法兰绒面料,上衣表面的绒已被磨平,衣领被磨得发白,裤子上还有破洞;衬衫是用白棉布做的,因为穿着太久已经泛黄,肩膀、领子和袖口都已换过。 周秉德说:“外套朴素庄重,内衣破旧甚至打着补丁,是伯伯穿衣的风格。因为经常出席正式场合和会见外宾,伯伯的外衣看上去都是笔挺整洁的,而衬衫因为只能被看到领子和袖口,所以穿旧了就可以拆了换新的。” 总理去世时,其警卫秘书、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参与料理后事。他告诉记者,周秉德捐出的中山装和衬衫是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定做的:“中山装做了3套,衬衫做了六七件,这几件衣服总理穿了23年,直到去世。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带着我们从这些中山装和衬衫里挑出最新的一套——只有六成新的衣服给总理穿上。老百姓去世的时候还要做一身寿衣呢,而总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全身上下、衣服鞋袜没一件是新的!” 连夜赶制,一双布鞋寄托人民对总理的爱戴 展厅里有一双布鞋总理生前只穿过一次,在脚后跟的部位还缝有一层纱布。“1975年4月19日,在做完结肠癌手术后的第24天,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要到医院见总理。当时总理的脚浮肿得厉害,不但不能穿皮鞋,唯一的一双旧布鞋也穿不进去。”高振普回忆说,会见前一天,他为总理量了脚的尺寸,赶到大红门附近的一个鞋厂,在出国人员服务部找到一位韩师傅,跟他说,时间紧,鞋底不用纳得太密,鞋子可以做大一点,尤其是鞋口一定要大,便于穿上和脱下。“我没说是为总理做鞋,否则可能泄露总理的健康状况,但韩师傅拿到旧布鞋就动了感情,因为那双鞋就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为总理做的。” 第二天中午,高振普去取鞋,只见鞋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韩师傅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同事赶了一夜,一人做一只,直到中午才做好。说着说着,韩师傅哭了,他说绝不能让总理穿质量差的鞋,也许他从鞋的尺码上意识到了什么。” 布鞋拿给总理试穿,稍微长了些,于是请护士把一块纱布缝在脚后跟的位置垫一下。当天下午,周总理就穿着这双布鞋,在医院里会见金日成主席。会客室的隔壁,就是一间摆满抢救设备的病房。 即使身患重病,周总理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周恩来纪念馆里有一块展板统计了1974年6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总理住院期间的治疗和工作情况: 做手术13次(约40天一次); 召开会议40次; 会见外宾65批; 与中央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等谈话254人次…… 这双布鞋,寄托着人民对总理的爱戴,也见证了总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鞠躬尽瘁。 扎根草原,军大衣陪伴侄女26年 展厅里有一件军大衣,是周总理送给周秉德的妹妹周秉建的,它陪伴周秉建在内蒙古草原度过了26年的青春岁月。 “1968年,小妹秉建还不到16岁,主动报名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插队落户。她到西花厅辞行时,伯伯伯母为她饯行,饭后,七妈邓颖超拿出一件军大衣,说是伯伯送给她在大草原上御寒。”周秉德说。 1970年,周秉建被推荐应征入伍。
2019年8月6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
记者联系到小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说,目前地下二层仍然维持长期租赁的办法,业主只有交纳40年的租赁费用才可以办理停车,否则只能将车停到地下一层或者小区外的停车场,“地下一层车位不多”。
苏州博物馆副馆长茅艳说:“这次展览中我们发现观众对书画很有兴趣,而书画正是苏博收藏的一个亮点,于是我们策划了成系列的展览,将馆藏精品呈现出来。
何东认为,色彩能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需要注意的是,应避免使用高饱和度的色彩,应选择柔和的色调”。
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
督促相关地方,对涉黑涉恶问题严重的属地公安机关负责人,以及日常监管不到位,导致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民警,坚决依纪依法严肃追责,绝不姑息。
”陈玮认为,所有的变量是以人为基础的,如果人变了,其他都会变,“人的胸怀、格局、应变能力等,都是决定一个企业生死存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业内人士表示,换挡,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更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换挡。
美国政治评论员丹尼尔·拉里森就表示,黑莉的论点经不起推敲:美国践踏别国权利的事例不胜枚举,动辄对别国空袭、入侵、占领,正企图颠覆伊朗和委内瑞拉政权,还单边挑起经济战。
此外,枢纽站地下建设近800个P+R车位,将有效缓解周边地区停车混乱的状况。
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