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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回来，憋了两年整的紧张、压力瞬间释放。
冯先生说：“现在有人直接将边沟的臭水抽吸后排到旁边的小河里，让河水也受到污染，有关部门应该管一管。
用恶毒的言辞攻击特首，看似快意恩仇，实则让人鄙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个细节是，林郑月娥发言时，一度哽咽，称“我再一次请大家放下歧见，把情绪安静下来，用一分钟去想一想，看一看我们这座城市，我们这个家，大家是否忍心将它推落去这个将粉身碎骨的深渊？目前唯一要做的是反抗暴力，维护法治，恢复社会的秩序。当一切平静之后，真诚地对话，修补撕裂，重建社会和谐，将会开始”。这一表述，字字在理，句句动情，值得激赏。 而“哽咽”二字，则让人看到了身为香港特首的林郑月娥为香港命运担忧，不希望香港法治被毁坏，不愿意看到人心撕裂，也不容忍暴力横行的内心语言。如果那位出言不逊的记者稍有责任担当，起码会共鸣吧。事实是，此人不仅没有任何善意表示，反而将矛头指向行政长官，态度之冷淡、语言之恶毒，完全突破了新闻工作者的底线。当然，如果此人并非记者，或者居心叵测，那么他，或者他们那一伙人的乱港企图，也就越发暴露无遗了。 此人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媒体见面会上，这就要求他必须尊重新闻伦理，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必须敬畏行业底线，必须保持客观公正。而“你什么时候会死”的发问，则让人看到了此人的狂悖与狭隘，如此情绪化表达，笔下能有真相？在进行相关报道时，恐怕难免将情绪代入文字中，这样一来，报道还有公信力？ 不知道这名记者姓甚名谁，供职于哪家新闻机构，但不争的事实是，他的言行让公众相信他不是合格的记者，也不配做记者。这种恶意辱骂、侮辱人格的言行，有违新闻从业人员起码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准则。诚如斯言，秉持传媒的专业操守，采访时注重起码的文明举止，这是从业者的基本素养，如果连这都做不到，还怎么保持理性客观？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更遑论支持止暴制乱，共同守护香港。 从常理上看，记者应是有责任、有情怀、有抱负的人士。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名记者一身戾气，出言乖谬，拉低了记者群体的职业水准。尽管充满戾气的记者并不是多数，但不能不让人担忧的是，在香港，戾气正在向精英阶层蔓延，他们迷信暴力，一再走上街头兴风作浪。 一个案例是，前不久，国泰航空公司的一名机师戴着口罩上街制造暴力，“不断向警察投掷石头、铁枝、路牌”，被控暴动罪。其行为毫无优雅与风度，形同泼皮无赖，做出很多与身份极不相符的事情。究其因，价值观出了问题，对法治丧失敬畏，就会从秩序维护者变为秩序破坏者。 在公众看来，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自由的底线。无论是记者还是机师，乃至其他行业从业者，所在岗位不同，人生追求不同，但应该达成共识，即遵纪守法、拒绝暴力，比如记者应尊重采访对象，为公众传递客观、公正、全面的信息，而不能人身攻击、撒泼谩骂。如果都守住职业底线、道德底线，展现所应具有的职业道德，警惕职业伦理空心化，那么像“你什么时候会死”之类的恶言就不会出现，香港回归安宁就不是难题。 《光明日报》（2019年08月15日13版）。当地积极救灾 有效降低损失 本报西宁2月16日电（原韬雄、张晨）今年1月中旬以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多次出现大范围降雪天气，境内1市5县遭受不同程度雪灾。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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