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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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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砂石料的自卸车市场，在平板半挂车上加装自卸装置后，用户既能多拉，还能便利装卸，因此，成为新政后8×4自卸车的替代车型，销售变得异常火爆，尤其在陕西、山西、四川等地保有量较大。2017年6月17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曝光平板自卸半挂车无奈的超载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报道中指明了当下针对平板自卸这类常用车型采用的治超标准存在执法不一的情况，也直言多部门管理带来的行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治愈。在之前的2017年5月份，原中机车辆技术服务中心就接到了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的反映：目前公告内的平板自卸半挂车在实际使用中存在大量非法改装的情况，使用者加装上部厢体变更车辆为自卸厢式半挂车违法使用，超载超限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当月31日，工信部突然对后翻及平板侧翻式平板自卸半挂车合格证叫停，后因缺乏过渡时间，企业反应强烈，不久后恢复上传。取消生产利于治理超载乱象“非法改装平板半挂车，会破坏车辆本身的结构和性能，影响车辆制动距离，给车辆行驶带来安全隐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汽车物流分会秘书长左新宇表示，改型超长货车车身过长，行驶速度过慢，严重影响道路的通行秩序，有重大事故隐患；同时会造成道路运输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不利于道路运输市场健康协调发展，危害很大。所以，即使平板自卸车、平板自卸半挂车在一定条件下有市场需求，但它们的存在损害了行业整体利益，应该剔除。据了解，后翻、侧翻平板自卸车并没有独立的合格证，上户的时候是按照平板半挂车的标准，但用户在上路的时候却经常会加装货厢。一旦运管部门按照平板的标准来查车，那么侧翻和后翻的平板自卸车就是属于非法改装的车辆。而且在我国各个地方的执法力度不一，就会造成有些地区侧翻和后翻的平板自卸车不受处罚，而有的地区却会受到重罚（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将被处以2-5万元的罚款）。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方寅亮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2016年发布的GB1589法规未将平板自卸半挂车的载重量管理限制纳入其中，此次GB7258-2017《第1号修改单》是对监管法规漏洞的填补，同时有利于治理超载乱象、减少安全隐患。此外，对于平板自卸半挂车型生产企业来说，将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工信部通报的374家生产企业，大多聚集在山东、河北等地，以中小规模企业偏多，法规实施后，对于小厂商来说几乎难以生存。另一方面，此次法规的修订将促进自卸车销量回暖，标准的自卸车，尤其是8x4自卸车，将重新受到重视并夺回市场份额。方寅亮进一步分析，对于零部件供应商和经销商来说，由于平板自卸车是相对小众的产品，2017年政策收紧的消息传出后，大的零部件供应商和经销商已陆续开始调整自己的客户和产品结构，对新规的出台作好了一定的应对准备，受此次政策的修改影响不大。但是小型供应商和经销商受到损失将比较严重，以平板自卸车为主的小供应商、小经销商需要进行业务转型。“准生证”虽已取消，但市场存量仍在此次工信部的公告规定，平板自卸半挂车于今年8月1日起停止生产，但明年2月1日起才停止销售。这意味着在没有其他新约束政策出台的情况下，平板自卸半挂车还有近6个月的时间可以获得合法身份，正常上牌落户。一位运输行业从业者告诉《中国汽车报》记者，平板自卸半挂车的报废年限是20年，但由于经常大负荷运转，正常6~7年后车辆就会处于自然报废状态。这时，车主通常会购买一辆同款新车，将旧车车架号移植到新车上，仍使用旧车手续。此外，该车型短期内或不会完全退出市场，“由于平板自卸半挂车技术含量非常低，一对父子俩从车厂购买相关零部件之后，自己就能组装成一辆新车！”看来，在“灰色手段”的帮助下，平板自卸半挂车或将在市场上“合法”存在很长时间。需要注意的是，GB7258-2017《第1号修改单》针对平板自卸半挂车的规定，是对“新生产车实施”，而对于现存的平板自卸车辆如何处理，目前没有明确的政策。对此，方寅亮建议，为了避免受到大额处罚，已购车主可以将车辆改为不带装卸和举升机构的平板运输车，用于大件货物的运输。编辑：赵方婷(责编：王紫、李昉)。人民网俄罗斯分公司报道集 人民日报（People'sDaily）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迁入北京(当时的北平)。
据介绍，一方面，针对前期检查中问题较为突出的大型商场、商务楼宇、学校培训机构等单位，城管执法系统将加大执法检查的频次和力度，在8月份启动第二轮全覆盖执法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