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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当庭对该案进行了宣判，杨某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而其丈夫韩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二人当庭表示不上诉。 女子暴力抗法给民警“锁喉”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男子韩某33岁，其妻杨某27岁，二人均是黑龙江人。此前韩某曾因赌博，被丰台分局行政拘留过。根据公诉机关指控，今年5月26日上午10点，杨某伙同丈夫韩某在东城区崇文门内大街8号北京同仁医院东区门前，采用暴力方式对正在执行公务的东城分局治安大队民警陈某等人进行撕扯、辱骂及殴打，致陈某右手拇指皮损；佟某左前臂、左腕皮损；余某右手腕皮损、田某右手皮擦伤，后杨某和韩某被抓获。 对于指控，二人均低头认罪。法庭首先对杨某进行了询问，据其在法庭上称，丈夫韩某没有正当职业，案发前一阵以“倒号”为业挣钱。对于案发当天的情况，杨某称她当天坐地铁恰巧路过同仁医院，就想找丈夫韩某去聊聊天，结果还没找到韩某，就听到同仁医院门前有吵闹的声音。“一开始我就是想去看看热闹。”杨某说，她凑了过去见到现场一片混乱，有几个人在撕扯。“我以为这里有我朋友，就参与了进去。” 杨某说，事后她才知道这是便衣民警正在现场进行执法。“我一开始不知道他们是警察，我确实骂了他们，也用脚踹了他们”。 民警执法记录仪显示，民警在受到杨某攻击后，采取措施将其制服。可此后杨某依旧不依不饶，一会儿在地上撒泼打滚，一会儿又练起了功夫给民警“锁喉”，不仅如此，杨某还脏话满天飞，对在场的民警破口大骂。就连被带上警车后，杨某还闹个没完没了。 男子称见妻吃亏上去“帮忙” 虽然杨某坦言丈夫是号贩子，可韩某却矢口否认，在接受法庭单独询问时，韩某自称是“开饭店”的。“我当天一早是去同仁医院替一个陕西的朋友挂号的，后来听见媳妇喊我过去，看见她和几个人正在撕扯。”韩某在法庭上说，他看见妻子“吃了亏”，就想走过去把他们分开。“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们是民警。”韩某说，后来对方亮了身份，可他确实还是与民警发生了争执，并有抗拒执法的行为。虽然韩某否认自己是号贩子，可与其一同被捕的卢某作证称，韩某就是和他一起倒号的。 在最后陈述阶段，二人均称自己认罪悔罪，想对受伤民警道个歉，并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在经过短暂合议后，法庭对该案进行了当庭宣判。法庭认为公诉机关指控二人妨害公务罪罪名成立，一审判处杨某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韩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判后，二人均表示不上诉。北京晨报记者黄晓宇(责编：李婧、张雨)。95后创业“代扔垃圾”，离“月入过万”还有多远？《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雨菲|上海报道一台电脑、一个打印机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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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原商标局决定驳回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京东公司不服原商标局所作驳回决定，随后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原商评委）提起复审申请，并提交了引证商标信息页及申请流程、京东公司基本情况及其名下商标信息、京东公司及“京东”品牌获得荣誉情况等相关证据，其主张引证商标被驳回注册申请后申请人未提出复审申请，引证商标已不构成诉争商标获准注册的在先权利障碍；同时，京东公司称其名下已有“JD”商标在第9类及其他类别的商品上获准注册，“JD”使用在指定商品上具有显著特征，而且诉争商标经使用已具有较高知名度，能与引证商标相区分。综上，京东公司请求准予诉争商标初步审定。中国商标网显示，引证商标由常熟小紫逸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小紫逸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提出注册申请，指定使用在计算机外围设备、手提电话、照相机、眼镜等第9类商品上。经审查，原商标局决定驳回引证商标的注册申请，小紫逸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并未申请复审。经审查，原商评委认为，引证商标经原商标局在注册程序予以驳回，已不构成诉争商标获准注册的在先权利障碍。但是，诉争商标由英文字母“JD”构成，注册使用在计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计算机外围设备等指定商品上，不易被识别为商标，缺乏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不能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同时，京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经过使用，已具有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此外，依据个案审查原则，京东公司其他获准注册的商标与该案情况不同，并非诉争商标可获初步审定的当然依据。综上，原商评委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对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予以驳回的复审决定。京东公司不服原商评委所作复审决定，随后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诉争商标使用在指定商品上缺乏显著特征，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且京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经过在指定商品上的使用已获得显著特征。同时，商标审查具有个案性，其他商标并存的情况并非该案诉争商标获准注册的当然依据。综上，法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驳回京东公司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京东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继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关于诉争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指出，商标显著特征的判定应当综合考虑商标标志的含义、呼叫和外观构成，以及商标指定使用商品、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认知习惯、商标指定使用商品所属行业的实际使用情况等因素。该案中，诉争商标由未经设计的字母“J”和“D”组成，注册使用在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计算机外围设备等指定商品上缺乏显著特征，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属于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针对诉争商标是否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判断某一标志是否通过使用获得显著特征时，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考量：标志实际使用的方式、效果、作用，即是否以商标的方式进行使用；标志实际持续使用的时间、地域、范围、销售规模等经营情况；标志在相关公众中的知晓程度；标志通过使用具有显著性的其他因素。具体到该案，法院认为京东公司提交的证据或未体现诉争商标所标注的商品来源，或未使用在其指定商品上，或体现的多为对“京东”等商标的使用，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经过在指定商品上的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对于京东公司提出的审查标准一致性原则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出，商标评审采取个案审查原则，商标注册制度本身由一系列的制度构成，即使获得初步审定，其后还有商标异议制度，获准注册的商标仍然面临着商标无效等制度的考验，而且部分案件中商标审查的结论可能还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商标审查受到其形成时间、形成环境、在案证据情况等多种条件影响，京东公司主张的其他商标的申请、审查、核准情况与该案没有必然关联性，不能成为该案的定案依据。综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京东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京东公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报记者王国浩(责编：林露、吕骞)。“委员讲堂”第八期：凌友诗委员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全国政协办公厅制作的“委员讲堂”第八期节目，8月15日在全国政协官方网站等平台播出。本期节目由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凌友诗主讲，主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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