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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苏军看来,婚龄问题是中华民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最大的“灰犀牛”,应该予以高度重视。“降低婚龄不可能直接扭转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的趋势,但是这是一个正调节的方向,配合其他一系列降低抚养成本、鼓励生育的政策,是能够逐步解决问题、扭转趋势的。”张苏军说。张苏军认为,目前年轻人的营养条件、生活环境、信息采纳、文化水平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成熟度和当年相比大幅度上升,这为降低婚龄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而且婚姻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婚龄理应和成年相对等,有完全民事能力时就有权选择结婚或不结婚。“应该还婚姻权本来的基本民事权利的属性,赋予其更大的自由选择范围。降低婚龄不但是对基本民事权利的扩权,也和民法总则中关于成年的年龄规定相一致”。多位委员还认为没有必要在婚姻年龄上作男女的区别,建议将男女的法定婚龄进行统一,以体现男女平等。建议增加收养后评估监管规定审议中,围绕如何进一步完善收养法律规定,多位委员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刘修文委员建议建立收养后评估机制和纠错机制,发现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情形时,帮助收养人解除收养关系。同时,处理好事后监管与保守收养秘密的关系。“建立评估制度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被收养人。”朱明春委员也建议加强收养后的评估和管理。“收养之后的初期一年,能不能由收养关系登记批准机构对收养关系进行评估,这样能够保护被收养人的合理合法权益。比如,评估收养人的人品、经济条件是否合格,是否符合收养条件的需要”。在加强管理的同时,朱明春还建议适当放宽年龄差距的限制。“现在独身者,自己选择独身或者离异的人越来越多,教育水平提高、教育年限延长了,如果要求差40岁以上,就意味着到退休只剩下20年了,收养的孩子可能退休的时候他还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教育,65岁了孩子才20几岁,大学还没有毕业。收养年龄当然是很重要的条件,但不一定非要强调年龄相差40岁”。对此,江小涓委员则主张在“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的后面加一条“被收养者父母事先同意的收养者除外”。“因为实际情况经常是收养人是父母信任的朋友。”此外,刘修文还建议进一步细化涉外收养相关规定,在收养关系解除相关条款中,增加对未成年人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的规定。“在我国,一般选择对未成年被收养人保守收养秘密,但是不能排除被收养人了解相关情况和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的权利。一旦被收养人有解除收养关系的意愿,如何提出、向谁提出诉求、要经过什么程序、有哪些救济途径等,有必要在法律中作出规定”。（记者朱宁宁）。人民网香港分公司报道集 人民日报（People'sDaily）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新规主要针对低收入移民群体，施行后不仅可能使美国合法移民人数锐减，还会使在美低收入移民即便需要也不敢申请福利，从而增加他们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风险。责任编辑：陈佳莉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人物》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一位拥有哲学脑洞而深具前瞻性的经济学者用通俗的话，道出复杂的理2017年4月，时值中国即将在北京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此时美国《纽约时报》及《纽约时报周刊》大肆针对“一带一路”发表各种诋毁之短文和连续报道，把“一带一路”说成是“中国式的扩张”、“中国新殖民主义”、“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等。作为媒体人，我们针对性地收集一些背景材料以应其说。2015年，经济学者潘峙钢在《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一带一路”串起的是和平产业》让人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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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预期”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践行食品安全法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落实“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要求，制定实施“体制统一、法治统一、标准统一、执法统一、形象统一、文化统一”标准，开辟了食品安全法治实践新境界。
塔斯社报道称，俄罗斯国家杜马此前呼吁调查一些外国媒体和外交使团干涉俄罗斯内政的行为，尤其是在未经授权的非法集会期间的此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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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还多角度地体现了理论背后的方法论特点和启示，既把方法论渗透在各个章节的理论阐述过程中，又单列第六章集中论证新时期我党理论创新的方法和风格，提出了新时期理论创新的两种基本范式的比较研究：一种是邓小平式的“继承、纠错、发展”的理论创新范式；另一种是邓小平以后的“坚持、突破、完善”的理论创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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