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国家癌症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一年一次的频率,比起过去的四年乃至更长时间一调,已经是巨大的进步,然而,这离真正意义的“动态”调整机制还有一定距离。
北蜂窝中路在清代属北蜂窝村,原为集中养蜂的地方,后因修建平汉铁路,拆迁后建成北蜂窝中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等为获奖者颁奖。
当女性腰臀比超过、男性腰臀比超过则可判断为腹部肥胖。
第二届进博会布展期间,执法人员将先期进场巡查并在会期定时定点现场巡查,全面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命运的安排使我多次来到新疆,造访乌鲁木齐、伊宁、和田、喀什、克拉玛依、阿图什、克孜勒苏、阿克苏等城市和地区。
“抖音”等的流行启发我们,推进理论“轻”传播,要巧用短视频,体现网络理论传播的比较优势。
今年以来,支、大队分别召开“春夏火灾防控”、“冬春火灾防控”、“全市火灾高危单位”、“易燃易爆化工企业”等约谈会,分层分级对全市46家火灾高危单位、371家重点单位、负责人开展“面对面”约谈;联合公安局、安监局、商务局、旅游局等20余家部门,深入基层上门入户开展“一对一”约谈,重点就单位火灾隐患整改、主体责任落实、消防设施器材配备、职工消防培训等进行逐一明确,推动单位主体责任落实。
”作为“天鲲号”的总工程师,顾明提起中国的疏浚事业发展也是感慨万千,“一百多年我国的挖泥船都是以进口为主,所以真的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这么一个过程。
对于内地发展的长远大计,他说,TVB计划在粤港澳大湾区兴建厂房,除了作拍摄场地外,也考虑用来招聘艺员作为训练场所等,其道具及场景部分业务或可成立有规模的公司。
除了呼吁警方等加大打击力度之外,相关部门也应倒逼企业从治理源头多多思考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