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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另外有国内外300余名金融界、企业界、高校的代表参会。北京援疆战线上的退伍军人：永不褪色的军人风采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机场就战场，升空就是战斗。”2016年12月26日，在北京市怀柔区财政局办公室任职的转业军人陈玮怀揣梦想来到和田，开启三年援疆路。 1995年，陈玮入伍，从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70师。十八年后他转业到地方任职。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财政系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适应环境和能力的转变。”陈玮身上有一股军人的战斗力，不惧困难，从零点起步，努力学习业务知识，很快适应了工作。 五年之后，他又主动响应组织号召，报名参加援疆工作，来到更遥远的祖国西部边陲，迎来人生第二段如火岁月，就任北京市援疆前指财务合同审计部副部长，兼任和田地区财政局农业经济办公室副主任，双肩挑，身上的担子不轻松。 陈玮说，他永远忘不了刚入疆时，与援友们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场，慰问三位沙海老兵的经历。虽然近3年过去了，但依然历历在目。 “有的老兵在沙尘暴里迷失方向就永远留在了荒漠；有的严重脱水再也没能走出戈壁滩；还有的顽强走出了沙漠，如天降神兵一般，迅速瓦解了敌对势力……” 陈玮用一种超越自身年龄的沧桑述说着那段故事。他告诉记者：“沙海老兵几十年如一日战风沙、斗盐碱、住草笆房、喝涝坝水，通过人拉肩扛，开垦出数万亩绿野田畴，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身上那种吃苦耐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无论在北京前指还是受援地挂职单位，陈玮没有豪言壮语，他只是在暗暗学习沙海老兵精神，脚踏实地的工作，“即便工作再苦再累，也绝不辜负韶华。”。《河北日报》：梳理办刊路 续写报人事 该特刊共由4个整版组成，版面设计上，《河北日报》迎合了70年的主题，以红色为版面色彩基调，象征着对70周年到来的喜庆气氛。每一个版面都被如翻开报纸的“7”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难忘的印迹》，搭配资料图片组成；另一部分《我是党报人》，则由在《河北日报》奋战几十年的老报人以及目前在职报人的言论组成。 作为与新中国一起走过70年岁月的《河北日报》，此次特刊既可以说是对该报创刊70年以来的回顾与总结，也可以说是《河北日报》在70周年之际，对人民与党所呈现出的一个70年工作报告。 “党报永远要信党”，作为一份党报，《河北日报》在其特刊《70年，我们薪火相传，一腔忠诚，与党同心同向——砥砺前行不忘来时路》中，挖掘《河北日报》创刊史，向人们展示出其自诞生以来就流淌在身体里的红色血液，表明了其从一而终，作为党和人民发声工具的角色。
路到半山坡更陡，只要继续高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旗帜，脚踏实地、不畏艰辛，埋头苦干、执着追赶，宁夏必能创造新的奇迹。
记者深切感受到，新战略路线的实施正给朝鲜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喜人的明显变化。
2019-08-1415:53对红石公园而言，尽快在核心地区设立有效的隔离装置，加大人力巡逻力度，无疑是当下亡羊补牢的必要举措；更重要的是，要在当地居民心目中构筑一圈无形的隔离带。
据介绍，如果是乌克兰或者俄罗斯政府击落航班，遇难者家属的赔偿是有保障的。
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教授王立升认为，这意味着学子选校时大多未考虑适才适性，多元入学2002年执行至今毫无成效。
销量较好的限竞房大多位于五环之内，靠近市中心、交通配套便利。去化率不足的限竞房项目大多位于、青龙湖、五里坨等五环或六环之外的偏远地区，远离商业区，还缺乏教育、医疗和交通等配套资源。在北京98个限竞房用地中，四环内有4个，四到五环有7个，而其他87个项目全部位于五环甚至六环外了，凰小秘为大家盘点几个地理位置优越、关注度较高的近期开盘项目：参考价格：约万元/m2楼盘地址：丰台区白盆窑樊羊路与六圈南路交汇东南角开盘时间：2019年07月（预计）户型信息：三居室（72-112m2）四居室（129-139m2）。推进“疏整促”引入新业态 大钟寺传统家居城变商业综合体 昨天，提升优化后的蓝景丽家大钟寺家居广场环境优雅舒适，市民在商场内悠闲购物。本报记者武亦彬摄 曾经全市驰名的蓝景丽家大钟寺家居广场正经历一场变身之旅，化身为集生态、健康、智能、文创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本报记者昨天了解到，这座家居广场的转型升级，源自于本市持续开展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瘦身”后的家居广场里外一新，将重新成为北三环上的一道亮丽新景观，并为海淀区增添一处夜广场和网红消费打卡地标。 疏解：请走50家展商 提起蓝景丽家，曾经装修过的人几乎都对它有点印象——几年前，这里随时可见一片熙熙攘攘的景象：600多家商铺密密麻麻，门店服务人员超过3000人。 蓝景丽家总经理李李最有感触：“品牌又多又杂，服务一旦跟不上，投诉量立马就上来。”为了优化购物环境，这家背后是市供销合作总社所属亿客隆、北京蓝景丽家大钟寺家居广场市场有限公司的门店没少下功夫，近些年主动采取提高店铺入驻门槛、参展商末位淘汰、严格控制店铺在馆人数、线下引流转线上等措施。
胡温政府看到不断坚持8%的GDP，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怎么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数字不是那么重要。
东阳红木家具产业从2008年东阳红木家具市场的建立开始起跑，经过十年发展，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红木家具产区。
《沉默的证人》是杨紫首次以女一的身份登上大银幕，与英国著名导演雷尼·哈林、影帝张家辉、任贤齐联手，共同打造的犯罪动作电影。
此外，13日发布的报告还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邮政业、通信业发展成就。
晚清科学译著另一个重要特征，即译著与底本的文体、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异，并表现出某种文化特征：译著弱化了底本的人文性与趣味性，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在语言表达和行文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底本语言妙趣横生，行文似科学探险，颇有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