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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近年来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渐渐从重管理到重服务转变，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博物馆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对此，您怎么看？单霁翔：我曾经用“诚心”“清心”“安心”“匠心”“称心”“开心”“舒心”“热心”八个词，来总结故宫博物院应如何服务观众这一问题，其本质是要求故宫博物院要采用人性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目的是让故宫文化资源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
据悉，该剧是云南省唯一一部赴京参加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的地方剧目。
蒋维告诉云南网记者，6月2日上午10时左右，景洪当地一位傣族村民给他发来了这个视频，还有2张照片。 蒋维表示，根据视频和照片观察，这应该就是昨天坠落的陨石，但是要到现场查看后才能确定。
她同时表示，按照近日召开的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座谈会议要求，大部分平台将退出或转型。
国产电视剧在2015年表现不俗,其中《琅琊榜》、《伪装者》、《平凡的世界》、《嘿，老头》、《虎妈猫爸》最受观众赞誉，成为年度“金口碑电视剧”；而《无心法师》《执念师》等获评“金口碑网络剧”。白子画、梅长苏、杀阡陌、明台等入选年度最受关注电视剧角色，其中电视剧《花千骨》中的白子画，凭借微博影响力、视频评论热度、论坛影响力三个满分和整体评分的成绩拔得头筹。2015年内地上映电影约500部，在440亿总票房中，国产片票房超271亿元，占总票房的%。大数据结果显示，《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我是证人》《小时代4：灵魂尽头》《捉妖记》《栀子花开》是“2015年度最受社会关注电影”；《大圣归来》《捉妖记》《解救吾先生》《夏洛特烦恼》《滚蛋吧！肿瘤君》获选“2015年度iFilm金口碑电影”，其中，《大圣归来》一片的导演、造型、画面、表演都受到公众充分肯定，口碑得分都在9分以上；它也凭借口碑和影响力等方面的综合数据，成为年度最受80后欢迎的电影。“2015环球文娱大数据指数发布会暨2015环球文娱盛典”由《环球时报》社主办，北京艾漫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和环球舆情调查中心联合主办。邻邦扫描：越南或引进美制T7月29日报道2019年6月，越南军情热点频现：越特工部队女军官赴非参与国际维和，越南或引进美制T-6教练机，越工兵排除越战遗留凝固汽油炸弹。等等。下面就让我们回顾、分析这段时间越南的重要军事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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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