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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
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有的乐队风格多变，有的乐队始终如一。
当前，国际格局复杂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
而从拿地金额来看，万科、融创、绿地占据2019年一季度房企拿地榜单前三位，拿地金额分别为311亿元、309亿元以及225亿元。
8月10日，罗川杰告诉澎湃新闻，为曹钦的父母买房一事，还瞒着自己的父母，但他会坚持下去，会一直照顾曹钦的父母。
“今年的巧品制作准备了很长时间，其中年纪最大的参与者今年已经82岁，年纪最小的才7岁。
带着这些问题，西方科学知识的翻译进入研究视野。
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场景由“重”转“轻”，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的汽车制造行业，转向简单、重复性大的电子行业，而后发展到劳动强度小、清洁度要求较高的消费品行业。
这种理念迅速在台湾落地生根，传统如白酒、酱油、饼干、玻璃、糖业工厂，纷纷向观光体验转型。
我国在通信技术标准领域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参与、4G同步、5G主导的艰难奋斗历程，在移动通信标准领域逐步实现了话语权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今年2月下旬以来，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和江苏省、市“扫黄打非”办的指挥下，在江苏省公安厅、市局治安部门的指导下，淮安市淮阴公安分局与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部门密切配合，循线追踪、深挖彻查，辗转7省市，行程5万余公里，成功破获了这起四部门督办的侵犯著作权案，全环节、整链条铲除了以王某为首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团伙，查处涉案单位5家，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
第四代导演在登上电影主流舞台时，也没有忘记我们的初心，始终使自身创作与时代保持同步，努力拍出优秀的电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