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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林某作为母亲多次使用菜刀割伤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小龙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小龙的双腿,还经常让小龙挨饿。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干部及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林某进行批评教育无果。2014年1月,共青团莆田市委、莆田市妇联等部门联合对林某进行劝解教育,林某书面保证不再殴打小龙,但事后依然再犯。同年5月29日凌晨,林某再次用菜刀割伤小龙的后背、双臂。申请人梧店村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某长期对小龙的虐待行为已严重影响小龙的身心健康为由,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小龙的监护人,获得法院准许。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长期关注撤销监护人资格问题。佟丽华告诉记者,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在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有相关原则性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很难得到落实,导致有些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父母没有受到有效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让我们看到,法院充分发挥少年司法能动性,本着保护孩子权益的原则作出相应判决。”佟丽华说。 这个判决影响深远。 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监护权撤销案件的相关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林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是在意见出台之前作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判决,开创我国撤销监护权之先例,为意见中有关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及撤销后的安置问题等规定的出台贡献了实践经验。 记者注意到,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用3个条文对撤销监护权的程序作出规定,而正在讨论大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将细化监护侵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措施,重点对临时监护制度进行设计。 根据民法总则第36条的规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何挺认为,监护权的确定与监护权的撤销同样重要,撤销之后必须确定一名监护人,不然将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有僵尸条款之称的撤销监护权民法制度近年来被激活,但发挥作用的方式仍显单一 12岁女孩小芳的母亲在外务工,小芳留守家中由亲生父亲杨某独自监护,杨某竟借机性侵小芳长达数月。2018年12月11日,经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杨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犯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叙永县检察院向当地妇联发出检察建议,启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程序。2019年4月1日,法院判决撤销杨某的监护人资格。 “悲剧源于监护人的人性丧失,被害人所承受的伤害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办案检察官、叙永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古智敏为小芳的遭遇感到痛心。尽管已将小芳的生父杨某绳之以法,古智敏依然觉得检察机关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应尽一切可能防止杨某利用监护权再次伤害被害人。 “监护人被判刑不代表监护权当然丧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成为必然的选择。”古智敏认为,监护权被撤销不意味着抚养义务消灭,检察机关将督促小芳的生父杨某履行经济上的抚养义务。 关于撤销监护权诉讼的提起主体,两高两部监护意见第27条规定了4类,即未成年人其他的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朋好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及社会上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由前款负责临时照料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也可以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提出。 “撤销监护权的民法制度以前被叫作僵尸条款,这个条款近年被激活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在司法过程中,监护制度的使用仅仅停留在监护权撤销这种极端型案件中,非常单一,希望监护制度未来能够进一步完善。 “我们正在呼吁完善民法总则的监护制度,把总则里的监护制度细化在婚姻家庭篇,以便将来对司法起到更加细致的指导作用。”马忆南说。 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优先确保儿童人身安全。对上述困境儿童实行强制报告和举报机制,由公安机关、儿童福利机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共同应急处置,并根据监护人的相关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于确实不宜由原监护人继续监护的,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开展监护干预机制。 记者了解到,北京一中院正加强建立对监护失格困境儿童的保护措施,积极构建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切实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安全权益。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缺少统一的转介机构,导致资源分散。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处长杨剑此前在司法案例大讲堂上讲道:“儿童权益保护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生活兜底,一个是监护兜底,民政部门提供生活兜底责无旁贷,监护兜底上也没有任何意见。凡是出现监护不到位、监护没落实问题,都要追责。”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中院正在尝试推行强制报告义务,建立未成年人从业禁止人员库,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救助等特殊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应当及时向未成年人保护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并备案记录,逐步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警示系统。 此外,北京一中院建议从顶层设计优化未成年人保护环境,探索创设国家监护职能的儿童权益代理人制度、强制亲职教育程序,立法建立互联网信息分级制度,全面规制涉未成年人不良网络信息。 “从法律层面上讲,强制亲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长明白,如果其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北京一中院相关负责人说。（记者张晨）。台湾民众集会：日本政府应向“慰安妇”道歉 日本“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代表藤井实彦去年脚踹“慰安妇”铜像引关注。（“东森云”）新华社台北8月14日电（记者何自力、石龙洪）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上午，近百台湾民众聚集位于台北庆城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前，以活报剧、宣读抗议、递交抗议书等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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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双首长”，行政长官是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
建立制度规范、抓好“软件建设”，是对口援疆工作在硬件建设之外所着重努力的方向。在墨玉县墨玉老城，干净整齐的街道，独具特色的二层小楼，让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由杨柳枝与泥巴搭建起来的棚户区。墨玉老城改造作为由北京投资、北京设计团队设计的民生工程，是一个典型的“交支票”工程。过去的“交钥匙”工程，钱由自己掏、项目由自己建。如今，越来越多的“交支票”工程涌现出来，直接把工程所需款项打给受援方，然后剩下的工程建设由受援方组织完成。这种转变背后，主要得益于援建方在长期工作中建起了务实有效的制度规范，帮助地方团队快速积累了人才和经验。靠着制度引领和业务传承，新疆本地人才队伍逐渐壮大起来，为新疆发展提供了持久保障。以人才援疆为抓手，培养带动本地人才队伍，是一条重要经验。比如在医疗领域，当地医生在援疆医生的指导下，已经能够独立开展具有相当难度的多项手术，造福了众多患病群众。无论是日常工作中的传帮带，还是定期定领域开展的专题培训、异地交流活动，越来越多的本地人才掌握了经验技巧、弥补了当地空白、提升了工作质量，成为牢牢扎根在新疆的“不倒胡杨”。系紧情感纽带，搭建永不断线的交流交往交融之桥，也是对口援疆“软件建设”的题中之义。如今，无论是政府组织的交往活动，还是机构间形成的交流机制，乃至两地群众间的自发交往，都将援助地与受援地紧紧连在一起。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情感纽带，让援疆工作不再限于一时一地，催生出永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对口援疆，改变了天山南北的发展面貌，密切了党和群众血肉联系。展望未来，壮大新疆人才队伍，新疆的发展必将再创更大辉煌。（作者为本报总编室记者）。鸭蛋黄越红越好吗？ 当心有毒的苏丹红前些年，媒体曾报道了北京市个别市场和经销商售卖来自河北等地的“红心鸭蛋”，在该批鸭蛋中检测出了苏丹红，原因是这些鸭蛋由食用添加了苏丹红的饲料的鸭子所生产。随后，北京、广州、河北等地相继停售“红心鸭蛋”。
5分钟后，救援大队启动预案，协调景区公安局利用技术手段初步确定游客被困区域。
交通大学西迁后，尽管迁校之初困难重重，但是学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的探索脚步不曾停止。
小李开始夜不归宿，并且和别的女人暧昧不清。
我们研究发现，译著对原著的内容、知识体系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选择与重构，尽管不同译著涉及不同译者，体现的特点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体现出某种规律性。
在今年4月的举重亚锦赛上，李雯雯以147公斤的成绩成为新的抓举世界纪录保持者。
每一名党员都应有“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跳出一己之悲欢的局限，少些个人出路与后路的纠结，以服从大局、勇于牺牲的精神投身民族复兴伟业。
当海雀所在的乡——河镇乡党委和政府提出，调减玉米、土豆种植面积，推广矮化苹果，不少人不解：高寒山区能种苹果吗？前车之鉴不就在眼前吗？赫章县委常委、河镇乡党委书记于吉科，山东农业大学毕业，曾在苹果大市山东烟台基层乡镇工作10多年。
如，在日常监督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可以通过信封的方式径报市纪委监委领导，极大增强了我们开展监督的底气和信心。
该地块的限高只有60米，起拍总价为亿，最高限价亿，折算起拍楼面价16462元/㎡，最高限价为2291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