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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独一无二，至今不可替代。青岛路里的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行天下） 每个城市都有几条有“故事”的路。 过去，青岛最有名的是中山路。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改革开放前，这条长约1500米的长条马路两侧，银行、商店、饭店、书店以及影剧院鳞次栉比。逛中山路是当时青岛人的向往和骄傲。 上世纪90年代，青岛市委市政府东迁，与之相邻的中山路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和辉煌。现在到青岛再提中山路，更多的是对老城区繁华的寻觅和追溯。 其实青岛有名气也更有韵味的不止中山路，在老城市南区就蜿蜒着好几条这样的路。 鱼山路 鱼山路，以山脉命名，源自山东东阿县的鱼山。这座属于泰山余脉的小山，以其形似甲鱼而得名。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鱼山路周边聚集了一批文人学者，一时间引起国内文化知识界的好奇和关注。 鱼山路33号，一座今天看来有些破旧但依然残留着当年气势的小院落，院门处茂盛的树木遮天蔽日。这是当年梁实秋亲手栽下的。在这座小院里，梁实秋生活了4年，创作并出版了《文艺批评集》，还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悠哉幸福的时光，让梁实秋感到非常惬意，他说从北疆到南粤，以青岛为最好。与梁实秋斜对门，也就是鱼山路36号，曾住过丁西林。这位文理皆优的双料才子，写过喜剧《一只马蜂》《等太太归来》等，其本身却是位造诣很深的物理学家。 鱼山路长不到900米，但围绕其周边的每一条路都住过非同凡响的人物，都有满满的故事。当年名誉天下的国立青岛大学（后改称国立山东大学）就坐落在鱼山路上。 大学路 与鱼山路交叉的大学路，是一条南北向道路，也是青岛的第一条现代化马路。上世纪30年代，世界红十字青岛分会在此办公，之前这里还曾作为军营。那融和了中国传统建筑、西欧和伊斯兰建筑风格的红色墙面、黄色琉璃瓦，与现代化的黑色柏油马路相互交融，呈现出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 上世纪30年代，闻一多在这条路上住过。当时他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细心的闻一多发现青岛的山路特别多，走一段便要上坡下坡很是不方便。于是他买了一根精致的手杖，出门就带上。有段时间大学的师生常会看到，30多岁的教授闻一多总是拄着手杖从驻地踽踽而来，那样子很潇洒也很有意思，一副桀骜不驯、卓尔不群的大师风范。闻一多的雕像现在安放在大学路一侧的红岛路中国海洋大学旧校区里。他身后是爬满青藤的一座小楼，远远相望翠绿映眼，衬托得雕像更加庄重。 大学路这个路名起的很有意思也很“超前”，之前这里根本没有大学。但冥冥中似乎早有布局。路名有了之后不多年，私立青岛大学就诞生了。新中国成立后，大学路上的39中学更因“文艺范”而被人所知，从这里走出了许多当代知名演员。后来，39中学成为中国海洋大学附属中学。 黄县路 大学路再往里延伸一点，便是黄县路。黄县是山东的一个县，历史悠久，商末建莱国，秦设齐郡，始置黄县，是中国最早的县治单位之一。黄县人嘴巴能说会道，生意场上曾被戏称为“黄县嘴子”。但在青岛，这条半里多长的马路却静谧、幽深，显得特别安静。整条路上，是典型的青岛风景：红瓦绿树。遍布庭院的树木、爬在外墙上的蔷薇、越出院墙的冬青以及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随处可见。 老舍故居，也被称为“骆驼祥子博物馆”，位于黄县路12号。这是幢二层楼房，座北朝南。上世纪30年代中期，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曾在一楼居住，并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中篇小说《文博士》等作品。当年老舍经常到黄县路南头的菜市场去找“洋车夫”拉呱，了解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以充实自己的创作。老舍的居住为黄县路、为青岛留下了巨大的文化和旅游财富。 黄县路上还住过台静农、赵太侔、杨振声。杨振声当年任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赵太侔任教务长，后来接替杨振声担任了校长。台静农在黄县路居住期间经常约老舍先生到一家酒馆喝酒，那是青岛周边县里出的一种“老酒”，台静农晚年还常提起。提老酒自然不会忘记黄县路，那是老人一种难以割舍和刻骨铭心的情怀。
他们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促进经济总体平稳发展、做好系统性科技战略布局、完善技术市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动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行政效能规范服务市场、做好民营企业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发挥科技型民企的创新引领作用、保护走出去企业合法权益、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建立扶贫长效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创新合作与民心相通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市场人士认为，下半年政策调控换挡将进一步突出从“全国严控”到“因城施策”的转变，调控的抓手将从房价层面向土地、限购、金融等维度纵深化落实。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缺少统一的转介机构,导致资源分散。
很多城市的政府官员拒绝承认城市人口在流失，甚至排斥做一个收缩型城市规划。
1 财报亮点 各业务集团本季度业绩亮点如下： 联想集团19/20财年第一季度，智能设备业务集团强劲的业绩成为公司的最强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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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帮助也建立起了坦赞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中，坦赞两国四次提案，特别是在1971年，坦桑尼亚代表利用对联合国议事程序的熟识，击败了美国提案。当听到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之后，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在联合国大厅喜极而舞，他回忆说：“那种狂喜是努力争取换来的。作为中国的朋友，高兴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友谊，不因时间而磨灭，更因岁月流逝而弥足珍贵。历史亲历者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这样回顾他和中国领导人的友谊，“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认为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正是基于此，我们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是真诚的友谊”。他深信中国是“全非洲伟大的朋友，慷慨的朋友，全天候的朋友”。坦赞铁路精神是科学务实的精神。铁路是现代化的标志，建设铁路必须有科学精神，中国专家在勘测、设计和施工等环节认真细致、精益求精。根据1965年赴坦桑尼亚实地考察的结果，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修建铁路的三原则：一、修建标准要比坦既有铁路高；二、不能靠人海战术，要大量使用施工机械；三、要研究工期，坦赞铁路到底多长时间能够修成。在勘测和设计工作中，中方专家贯彻上述原则，详尽收集沿线地质、地貌信息，进行了艰苦的实地测量。1969年7月，坦赞两国的实地勘测工作基本结束，同年12月，坦赞铁路勘测报告最终完成。报告指出，在经济方面，“本线建成后，对坦赞两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工程估价为“人民币9亿至10亿元”。在铁路设计的最后阶段，一种充分展现“中国智慧”的思路破解了坦赞两国因制动方式不同而僵持不下的困局。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种“彼此结合”的思路，在坦桑尼亚境内采用空气式，到赞比亚境内换成真空式，并将这项技术难题交给了北京二七车辆厂来完成，工人只用三天就攻克难关，解决了问题，试制出了制动设备。技术难题的破解令两国代表深受感动，卡翁达总统后来也曾感谢周恩来总理，“对一些专家都认为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居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从而推动了坦赞铁路的建设”。坦赞铁路精神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的环境和宏大的工程需要人们拼搏，同时，环境越艰苦，工程越宏大，就越能唤起人们的斗志。开工典礼后，目睹中国专家的精湛技术和简陋生活环境，尼雷尔总统流下了热泪，他表示，“让我国人民参观修建中的坦赞铁路，他们可以从中国专家身上看到什么叫‘自力更生’，什么叫‘艰苦奋斗’！”坦桑尼亚境内的姆林巴至马坎巴科是“全线的关键地段”，在铁路建设的“姆马攻坚”中，三国工人充分展现了奋斗精神。正是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主义精神，三国工人在阴暗潮湿、狭窄低矮、空气污浊的洞内工作，最终在硝烟中完成了一座座宏伟坚固的隧道。坦赞铁路穿越高山、峡谷、湍急的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群居出没，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异常艰苦。有160多位建设者为坦赞铁路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有65位是中国援建人员。坦赞铁路精神是平等友爱的精神。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对待小国、弱国、穷国，真心帮助这些国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在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尼雷尔称赞中坦友谊是“一种最不平等的平等之间的友谊”。在火车全线通车时，尼雷尔感慨道：“铁路的修建过程自始至终都体现了双方的平等关系……中国向我们展示了改革创新和国与国之间相互团结的真正含义。”在1976年铁路正式交接那天，无数坦桑尼亚群众蜂拥到达累斯萨拉姆车站，像庆祝重大节日一样载歌载舞，他们用不流利的中文高呼“感谢中国人民的伟大援助”，在场的中国专家无不为之动容。这种平等关系，更体现在中国专家平等待人、尊重朋友的情感之中，他们以“三心”对待非洲朋友，即对朋友传授技术要热心，帮助朋友要耐心，对朋友的成长要关心。中国专家的真挚情感，赢得了非洲朋友的尊重。有位当地老工人回忆，“中国专家确实是诚心诚意地在教我们，他们只有确信我们已经掌握了工作技能才会离开”。另一位老工人也讲，“我发自内心地说，中国人到非洲搞建设，真是为非洲人好”。自1971年7月至1981年7月，中国为坦赞铁路培训各种专业人员1257人，占全路人员总数的1/6。大批工人不仅为铁路运营提供了人力资源，也为坦赞两国发展储备了知识。正如美国学者蒙洁梅所评价的，建设坦赞铁路使非洲青年成长为“严守纪律的工人和高素质的公民，他们能够从更高的角度审视进步和发展问题，并规划他们未来的图景”。
但由于未来市场规模巨大，职业年金对于我国养老保险第二支柱建设以及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将会产生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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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行业的监管政策、企业的经营目标，还是团队的绩效考核，皆须突出“普惠金融”精神，以覆盖人群、保障程度、客户满意度为标尺，而不是去一味强调保费收入和利润增速。
“医保基金是属地管理，每个地方都申诉或提起行政诉讼，范围太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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