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僵化、基础教育学校系统缺乏竞争、教育质量低下和教育不公平等问题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的情况下,特许学校在教育市场化浪潮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产生了。
章勇涛摄影报道(人民视觉)(责编:袁勃)。俄媒:导弹试验场爆炸与导弹放射性同位素电源有关8月12日报道8月8日,俄罗斯国防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距北德文斯克市30公里的训练场测试导弹液体燃料喷气发动机时发生爆炸。
按理说,特朗普作为总统,任命政府部门的主管本是分内事。
唐廷与河朔三镇之间的平叛与反平叛的战争一直持续到“河朔故事”被重新承认,方才结束。
“做人形机器人,伺服舵机是第一个不能绕过的弯。”优必选专利总监穆裕告诉本报记者,一个真正的人形机器人至少需要16个自由度,而每个自由度都需要伺服舵机。当时,只有日本、瑞士等国的几家公司拥有这项技术,而且价格不菲,一个机器人舵机成本就需要1600美元,加上控制板、电板等成本更高。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周剑提出了一种编程操作简单、可执行多种仿人动作的机器人,并在2011年提交了一件名为“一种人车变换自主编程的遥控机器人玩具”的专利申请。该专利申请于2012年7月4日获得授权。在该专利中,周剑首次提出了机器人由18个舵机和5个齿轮减速机执行动作。这为优必选后续在机器人舵机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独立行走,周剑经过数年的艰辛研发,终于在伺服舵机技术上有了重大突破。2015年6月,搭载优必选舵机的首款人形机器人Alpha1上市。穆裕介绍,优必选的舵机在参数、性能方面,已经不输日本、瑞士等国家的公司,而在性价比方面更具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国史稿》的研究是客观辩证的,如第二卷,对1956年-1966年共和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既充分肯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包括经济上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坚实基础、农业上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不凡业绩、文教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不讳言这个时期犯下的错误、经历的挫折,包括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绝对化、扩大化的错误等,都作了如实的叙述和必要的评析。
而除了在夜间营业的餐厅、景点的餐饮摊位,还有一个重要方式——点外卖,坐在家中也能享用夜宵的美味。
其中,上海市市场化投资运营工作加速推进。
“三新”经济中,需求侧一度被多方担心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定制化满足,国产手机常常出现发布几秒钟售罄的场面,而供给侧则通过创客空间性质的办公区、产业园区实现资源高度整合,为供给方提供定制化服务,促进着“双创”的落地。
另一位Coser小白也是位95后,他告诉记者,他们可以省吃俭用几个月,只为做出全套的装备;可以不眠不休,只为将好的角色、好的片子带给大家;可以顶着烈日、冒着寒冬,穿着与季节不符的衣服;可以忽略周围异样的眼光,只为将这种文化让越来越多人能接受,这一切都归结为:热爱。
如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推出手机扫码缴费、微信填表、自助填表等,助力“网上办、自助办、就近办、一证办”等便民利民措施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