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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在“精”字上下功夫，多读精品，方能提高知识“含金量”。　　所谓“宁专勿多”，就是针对某一领域有重点地阅读、深入地思考，不要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地泛览。人的学习生涯是无止境的，而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虽然难以穷尽天下之书，但可以读专、读透一个领域的书籍。毛泽东阅读了《战争论》及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才写下客观评价战争局势的《论持久战》；郑板桥言传身教，曾写信对儿子说：“凡经史子集，皆宜涉猎。但须看全一种，再易他种。切不可东抓西拉，任意翻阅。徒耗光阴，毫无一得。”无所不能的人实为一无所能，无所不专的人其实一无所专，只有对一个领域的书籍反复诵念、深入思考、领略精髓，才能把书读活、读深、读出自己的理解，并把书中的理论知识用于指导实践。　　周恩来的“精专”读书法，并不是让我们穿凿附会、咬文嚼字，那样只会“拘泥于章句而疏忽于会意，活脱书橱也”。而是提倡一种去粗取精、苦心孤诣的读书态度。郑燮在《板桥自序》中说，“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徒多徒烂耳。”只有精心研究、反复揣摩文章的“微言精义”，才能愈读愈懂，愈思愈清。读书就像品茗，虽然茶水的颜色和飘逸的茶香较易辨认，但茶中三味，却要细细品之才能体会得来。　　周恩来出自地地道道的书香世家，因此很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并且一生与书为伴，与书有着深厚的情感。周恩来的“精专”读书法意义深远，启示良多，值得我们勤学善思，学以致用。（李笑然）。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扫码观看图片直播“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议程时间：2018年11月9——11日地点：厦门大学主题：立德树人入脑入心指导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单位：人民网、厦门大学承办单位：人民网人民视频、人民网研究院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1月10日上午开幕式·嘉宾致辞·“新闻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优秀论文及项目颁奖·人民网奖学金项目仪式·嘉宾主旨演讲11月10日下午分论坛·分论坛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新闻实践的融合创新·分论坛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设置与专业教学创新探索·分论坛三：媒体融合趋势下的互联网视听内容生产。《朱熹〈诗经〉解释学研究》简介该书从解释学的视角出发，明确指出朱熹的《诗经》学是一个理学化的解释学体系，即用理学来诠释《诗经》，从而达到经学与理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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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