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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最后在警方的协助下，用时近4个小时才将徐某解救。其间，他们还围殴了一名警员，抢夺其警棍。14日凌晨时分，激进暴力分子又以怀疑《环球时报》记者付某假扮记者为名，将其双手捆绑并围殴，致使付多处受伤。据了解，徐、付二人目前仍在医院留医。
（全媒体记者林琳）(责编：李栋、孙博洋)。《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简介《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郁建兴等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杨文森的《平安行动》以独特视角描绘掠过城市上空的战机，颇具形式感；高海戈的《曙光》以对称构图和沉稳的色调表现出航母的雄伟与庄严；汤婷婷的《待发》精细刻画了战车的空间结构，画面富有一种律动感；齐永臻的《圆梦》以强烈的黑白对比勾勒出中国宇航员遨游太空的精彩图景。
随后，足协也与俱乐部、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了解情况，未来几天，工作小组都会留在深圳继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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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的礼乐思想与言论，既是唐代乐府诗学的构成内容，也是研究唐代郊庙、燕射、鼓吹等歌辞与新声乐府的重要依据。
同时《办法》也明确要求，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征得收件人同意，投递快件后应及时通知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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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某些工作中，他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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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黑莉本人逐渐显露的政治野心。
上海的千余条公交线路，他几乎坐了个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