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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宋心蕊、赵光霞)。马王堆五行类佚籍的独特价值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丙篇、《阴阳五行》甲乙篇以及《出行占》等五行类数术文献，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几种帛书的整理进度远远落后于同墓所出其他文献。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介绍，1至7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占比达%。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9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另外，主要投资来源地投资增速不减。该负责人表示，在主要投资来源地中，、韩国、日本、对华投资分别增长%、%、%和%；欧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尽管受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复杂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从今年前7个月吸收外资的规模与增速来看，我国仍然是全球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传旺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尤其是近几年在加快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我国已经针对修减负面清单、放宽市场准入、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等具体环节，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这些改革举措正在显示效果，孙传旺认为，从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增速还是比重，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的表现都是相当突出的。这与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中软件和信息产业的高速增长趋势是非常一致的，表明外资在参与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投资热情十分高涨，对于高端制造、电子信息、清洁生产等领域的巨大发展空间充满了积极预期。孙传旺还指出，从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和自贸试验区的外资增速很快，表明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优势与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优势已经为外商投资创造了更多机遇。为优化区域发展格局，政策有可能将在各地重点产业发展领域方面发力，进一步促进外商投资的空间布局。（记者王文博）责编：纪爱玲。青岛：院士港，让科技成果落地生“金”3年前，青岛市李沧区提出“建设青岛国际院士港”的创意，力图实现“引进一名院士、带来一个核心团队、围绕一个专业领域、推出一批项目”，在全国林林总总的“双招双引”举措中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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