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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于国家发改委在2007年下发通知，明令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调整频次不得低于3年，为景区调价设置时间年限。但这一禁涨令效果不明显，一些景区将其作为门票涨价周期表，每隔3年就准备涨一次。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共有186家5A级景区，门票平均价格达112元。 价格持续走高也带来一定弊病。国内景区中大部分为国有景区，其中资源多依附于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遗产，具备公共属性，过高的门票价格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抑制部分游客的出行旅游动机，限制对这些公共资源的分享。另外，这也会对游客在景区其他方面的消费带来限制，影响景区消费市场的扩增，景区门票依赖症更难缓解，更良性的旅游生态建设更无从下手，只能继续依靠高价门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底，湖南省桃花源景区、湖北省黄鹤楼等4个景区、山东省三孔景区等提出门票降价。 湖北省武汉市发改委网站发布通知称，自6月1日起，黄鹤楼单人门票从每张80元，下调至每张70元；半价票由每张40元，下调为每张35元。湖北省的腾龙洞景区、龙船水乡门票价格均下调。另早从5月1日起，湖北省九宫山景区旺季门票价格由75元/人，调整为70元/人；淡季门票价格由60元/人，调整为55元/人。 湖北之外，也有其他区域景区行动。5月10日起，湖南省桃花源景区门票价格由180元/人调至128元/人；6月1日起，山东省的世界文化遗产孔庙、孔府、孔林即三孔景区门票价格由150/人元降为140元/人。 客观来看，此次多个景区门票降价，无论降价几何，多少已有门票降价带头作用，但相对更大体量的景区，声势还较弱，更多的景区还没拿出实质降价举措。 积弊短期难除 国有景区门票降价有政策，也有路径，但积弊已久，要在更大层面和力度上推进也不是易事。在原国家旅游局规划专家王兴斌看来，景区门票降价后实行多业态经营模式，也要因地制宜，看自身条件是否能够做到。比如杭州西湖景区，于2002年10月取消门票，成为全国第一个免费开放的5A级景区。数据显示，2002年杭州旅游总人数为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294亿元；到2015年底，游客总人数已达亿人次，旅游总收入亿元，分别增长倍和倍。 王兴斌认为，西湖景区取消门票，带动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延长了停留时间，增加了旅游总收入，这是有条件的，西湖景区和市区紧密结合在一起，具备多种消费业态和环境，有条件推动游客更多消费。但如果一个景区远离大城市或人口集中区域，远离集中消费的旅游集散中心，能否在门票降价或免门票的情况下，实现多种业态经营，结论还不肯定。 他认为，有些景区因资源禀赋或环保生态限制，偏于观光型景区，要变成一个综合消费的休闲旅游景区，存在一些客观条件限制，比如一些自然保护区内的风景名胜区，在新业态打造方面会有一些顾虑或限制。 此外，新旅游产品、新业态以及更长产业链的打造，都需要人才及开发水平提供保证。王兴斌认为，在推进国有景区门票降价过程中，政府应该更多履行责任。一些景区单靠自己降价，幅度可能有限，主要因为这些景区的开发建设、日常维护和服务、环保水电等支出如果完全靠自己投入，不太可能推动门票降价。 王兴斌建议，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财政收入允许的条件下，当地政府应该承担国有景区一部分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责任。比如政府进行统筹，将国有景区上交的收入拿出部分返回给景区，用以补贴其日常运营支出。而对于景区门票降价多少、怎么降价等，不能一刀切，要根据景区本身的情况具体来定。他认为，目前大部分国有景区自负盈亏，如果上述条件不够成熟，单靠景区自身去推动门票降价，很难坚持下去，可能降价幅度很小，或者速度很慢。 打造非门票经济 景区门票降价，一大要义在于倒逼景区摆脱对门票的过度依赖，实现自我转型。在谈及境内景区门票降价时，湖北恩施利川市旅游委主任吴曼丽曾表示，降票价是景区自我加压、转型的举措，有利于推动旅游业从单一的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由景区景点游向目的地游转型。王兴斌也认为，上述景区在门票降价后，要想其他办法，更多地开辟收入来源。 千禧一代是文旅业消费主力，旅游业年轻化趋势明显，个性化、体验化需求提升。旅游+推进下，产业融合加快，研学旅行、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文旅新业态频出。同时，人工智能、5G、物联网、VR、AR、云技术等技术创新，为景区智能化水平提升、打造新业态提供技术支撑。 此外，按照规划，2020年，我国高铁通车总里程将达3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万公里，民用机场将达约260个……出行的更便捷化，传统的旅游消费边界将大为延伸。 深大智能集团董事长汪早荣建议，针对目前旅游市场在非标及体验式产品的供给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应发挥自身的资源和本地化人才优势，重点突破产品创新。比如打造体验式产品服务，同一个景区采取不同打法，通过研学、亲子、公益活动等寓教于游；发展旅游+产品，打造核心流量+夜游项目，提升消费客单价。 绿维文旅控股集团董事长林峰表示，景区如何能够按照一年四季+白天+晚上进行开发、建设、运营、营销，实际上是景区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他认为，在后景区时代，把观光性景区与养生、度假、休闲整合起来，同时结合地产、度假、产业发展形成跨越式延伸，实际上已不仅仅是一个景区开发的问题，而是区域的综合开发。基于这种模式，景区的盈利结构从门票到休闲产业，到地产，再到养生、养老服务结构，再延伸到城市化开发的综合收益结构。高福源为周恩来张学良会谈穿针引线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对东北军进行争取”成为当时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东北军的家乡被日本侵占，蒋介石却把他们调来打内战，造成绝大多数官兵不满。这为红军开展统战工作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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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
此外，建立“黑名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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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指数型基金的全市场占比也从去年同期的4%增长至7%，成为2019年增幅最快的基金品种。 指数基金规模激增的背后，一方面因为投资者机构化趋势愈加明显。东方财富集团金融机构部相关负责人认为，2018年，伴随资产配置需求和机构化投资的崛起，指数基金规模增长主要来自机构资金。截至2018年底，机构投资者持有量在指数基金规模中占比超60%，且近两年该比例一直保持上升态势。 另一方面，指数基金规模大幅提升最重要的原因是，近几年指数基金的业绩并不输主动管理型基金。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9日，目前市场上主动管理型的偏股基金中，仅有部分基金近3年业绩跑赢了沪深300指数，占比并不高。业内人士表示，资金是聪明、趋利的，大部分基金经理的业绩没法跑赢指数，如果不能挑选出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那就不如直接选择指数基金。 拉长周期来看，指数基金业绩跑赢了大部分基金经理，目前该现象引起业内高度关注，并开始反省业内一直推崇的以人为主导的明星基金经理模式。 嘉实基金量化投资首席投资官杨宇认为，从成熟市场来看，过去10年，明星基金经理模式遭受到了极大挑战，明星基金经理无论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均未取得超越指数的表现，投资者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成熟和理性。具体来看，从美国最大的主动管理基金公司富达旗下五大明星基金资金流向来看，过去10年中，只在2013年、2014年有一两只基金获得净流入，其他时间资金均从明星基金流出。 他还表示，回顾国内，近几年行业及投资人仍处于热捧明星基金经理的阶段。目前，市场上一些名气不大的基金经理的产品缺乏流量效应，导致很多基金难以成立。相比之下，即便在2017年、2018年市场低迷时，部分头部基金经理的产品却仍可募集百亿规模。今年以来，基金的产品发行仍延续了冰火两重天的现象，投资者仍热捧明星基金经理。 然而，近几年国内明星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冠军基金也一直面临“冠军基金魔咒”的困境。相关业内人士分析表示，这几年，当年业绩表现领先的基金，往往第二年业绩排名靠后。但这并非仅仅是基金经理能力的问题，市场风格转换、政策方向变化等均可能成为影响产品业绩的主导因素。 “参照海外成熟市场的发展历程，国内热捧明星基金经理及‘冠军基金魔咒’的现象值得业内反省，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转换思路，积极迎接指数化投资时代；其次就是更强调纪律性，避免单一明星经理对投资决策的影响超出纪律约束。”该人士表示。（谢达斐）(责编：王仁宏、刘然)。严重挑衅“一国两制”！亚马逊公然售卖“港独T恤”图源：《环球时报》英文版 【环球时报记者邢晓婧张鸿陪黄格】14日，美国电商企业亚马逊被指在其平台上公然销售港独T恤，这是继范思哲、蔻驰、纪梵希等外国企业之后，又一家国外大牌公司被发现有涉嫌分裂中国的不当行为。
四是加大对“代理非正常申请”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