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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意“三巨头”访基辅,乌克兰入欧盟有戏?专家:入盟之路漫漫

  • 2025-10-23 03: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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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世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还以质之吾兄,以为如何?……来书所论“衣食不敷,日求一饱且甚难,即朝朝叫嚣,何裨实际?”兄意以为衣食足后乃得言社会之改革,是诚然矣。然亦唯其“衣食不敷”,方必须“朝朝叫嚣”;衣食足者,恐未必理会“衣食不敷”者之所苦耳。且“衣食不敷”之人何罪,社会乃必使之至于冻饿至死而后已?彼不起而叫嚣,亦终其身为饿殍耳,是社会组织之不平,无法以易其叫嚣也。方今欧美日日喧腾社会之问题,即面包问题耳,阶级问题耳,俄且以是革命矣,德且以是革命矣,英、法、意、美亦以是而政治上呈不安宁之现象矣。是固兄之所谓叫嚣,而终不免于叫嚣也。愿兄有以深思之,当知不平现象中当然之结果,便如是而已。……弟身体甚好,望放心!近状如何,时望来函告知!匆匆报此,并颂俪安!弟恩来一九二一·一·三〇这是周恩来赴欧洲求学三个月后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一封信,谈了在欧洲求学的体会,反映了中国只有“效法俄式之革命”才能走向胜利的思想认识。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远赴欧洲留学考察,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封信中,他介绍了旅欧三个月的体会和思想认识。在这几个月中,周恩来本是思想“未大定”,但经过旅欧的学习和考察,初步确立了中国只有走上俄式革命道路才能摆脱困境的思想认识。在随后的一年左右,他在学习、信奉革命思想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最终提出“当信共产主义原理”,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而且毕生奉行、矢志不移。可以说,这是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之“最早的初心”。这封信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认识,乃是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的思想起步之处。第一,为什么要到欧洲去求学?他说,自己去欧洲“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实际就是为了探求解决社会问题之道,探求学问、确立信仰。第二,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在欧洲期间,周恩来采取各种方式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经过学习和思考,在比较了英、法、德、意、美、俄等国的发展道路的长短异同后,周恩来提出,“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之后一年,周恩来继续在思想信仰上大踏步向前,并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信仰。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第三,如何克服困难开展学习。他深知妨碍自己求索的两大不利因素,一是语言,二是经费。对于语言关,他认为无非是两道:一求多读,一求多谈。对于经费问题,鉴于伦敦的生活费用太高,他只好转向消费水平较低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大学。后来,鉴于爱丁堡的消费比法国高出许多等缘故,为了节省经费,也为了更好地开展学习、交流思想,他又转赴中国留学生更多的法国,在那里勤工俭学。正是旅欧期间的思想抉择、革命实践和克勤克俭,使周恩来逐步由一个对救国救民真理孜孜以求的海外学子,成长为一个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职业革命家。书信是情感真实流露的载体。阅读这封信,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周恩来的心路历程,把握他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起点,从中探寻和体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对信仰的追寻,一旦作出抉择,就要奉行终生。宁波银行“刷屏”提示转债强赎风险,忘转股将亏20%8月14日,宁波银行再次发布转债赎回的实施公告,此时距离7月25日第一次发布还不足一个月,但已是第十一次发布。宁波银行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周炜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公告“刷屏”目的在于提醒投资者的可转债强赎风险,不要忘记将转债抛出或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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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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