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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0-05 0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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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没有武装斗争,中国革命不会胜利;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没有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也不会胜利。在中国,国共两党都是少数,在国共斗争中究竟谁能胜出,很大程度取决于中间力量倒向哪一方。由此可见,周恩来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中国革命贡献不可低估。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列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方面不能忘记,即周恩来领导的党的隐蔽战线所作的贡献。  简而言之,周恩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以大国身份登上国际舞台、为国际政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周恩来政治生涯的著述不少,但综合性的论述很少,深刻的评论几乎罕见  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从数量上看,对周恩来的研究是名列前茅的,内容涉及革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其中,关于周恩来的革命、外交和军事生涯的著述较多,而且不乏综合性的论述;关于周恩来政治生涯的著述也不少,但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具体事件、某个方面的工作,综合性的论述很少,深刻的评论几乎罕见。  我想,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政治家,他所做的工作包罗万象。自青少年时代起,周恩来便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在他的事业生涯中,政治无所不在。第二,周恩来的个人经历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密不可分,他身处的地位不仅关键而且时常很微妙。这使得做出客观、准确、全面的记述和评价都很不容易。第三,政治是影响周恩来喜、怒、哀、乐最重要的因素,政治也使得周恩来的内心世界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很难为常人所理解。  政治家周恩来有四点独特之处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可以被称为政治家的,有许多共性。例如,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具有奉献精神,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做群众工作,等等。作为政治家,周恩来有哪些独特之处?可概括为四点:  第一,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周恩来曾有机会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但他认为自己并非帅才,而全力支持毛泽东做党的领袖。另一个例子是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关于1921年参加在欧洲成立的少年共产党党员的党龄应从何时算起,有些争论,此事涉及到这些人是否应作为党的创建者。为使七大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周恩来主动表示,他的党龄从1922年算起,从而平息了这一争论。  第二,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并在道德方面高度自律。在工作方面,他对部下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格;部下犯错误,他会批评教育,同时自己也承担责任。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事例很多。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始终保持着道德上的高度自律。他的这种作风影响了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很多人。  第三,能忍辱负重,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艰难时刻,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党内意见最为分歧的时期,特别是后来的“文革”时期,周恩来都是维系党的团结、国家团结的支柱,同时也是保持党和国家工作运转的核心。事实上,每一个政治家都会有难言之隐,其功过是非总由后人评说。政治家处理问题,做出抉择,往往不同于常人的设想。尤其在危难关头,他们常常是在坏与更坏之间作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周恩来内心的磨砺,内心的强大都是人们难以想见的。  很多人认为,周恩来善于委曲求全。我想,即便如此,他也绝非是为个人的声誉,而是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保护了一批正直有能力的干部。此后发生的历史转折,表明了周恩来这样做的价值,也体现了他的意愿。  第四,教养和魅力兼备,具有仁爱之心,善解人意,大爱为民。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很多都具有人格魅力,但各有不同。我认为,周恩来的魅力与他的教养分不开,而他的教养突出表现在对于他人的尊重和关怀,无论是对外国政要,还是对普通百姓。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位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熏陶的领导人。而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和交往的人,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他对别人发自内心的关爱。这种爱是无言的,但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但我们很少去思考革命、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关系。而周恩来恰恰能在这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冷酷无情的斗争,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仍能保持人性的常识,始终富有人情味。我以为,在周恩来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光辉是跨越时空的。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四问上海迪士尼:翻包、“双标”,凭什么?!视频介绍来源:近日,因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入园且要翻包检查,上海迪士尼乐园(以下简称“上海迪士尼”)被一位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告上法庭。上海迪士尼回应:外带食品与饮料的规定,与中国大部分主题乐园以及迪士尼在亚洲的其他目的地一致。经查,美国和法国的3家迪士尼乐园并没有禁止消费者携带食物进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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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被斯大林以毛泽东的离开对作战不利等理由推掉了。到了1948年4月,随着华北大部和东北的即将解放,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心情愈加迫切起来。之前,毛泽东通过其他渠道报告过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还专门写过一封信给斯大林,甚至谈到建立新中国问题和未来的国际支持问题,希望斯大林同志了解情况。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在城南庄致电斯大林说:“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谈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3天后,斯大林回电同意毛泽东的请求,关于随从人员和随身的苏联医生,也同意毛泽东的安排。最后说:“同意在哈尔滨留一部电台。其他一切面议。”。《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中纪委恢复重建初期"创业难":纪检室所有人挤在一间屋办公来中央纪委机关之前,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过10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时,我就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时,我被选调到机关。先在纪律检查室工作,后来参与干部配备工作,好多机关的同志都是那时候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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