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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0-17 23: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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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过节,别人到戚火贵家拜年,红包都由她一人包收。戚火贵父亲去世,当时东方市去了不少人。他们把“红包”送给戚火贵的母亲,他妻子见了很不高兴,竟当场闹了起来。戚火贵只得叫母亲把收到的钱给了她,免得她继续闹,后来的红包也全让她收。戚火贵那些年非法敛来的巨额财物几乎全部交由她保管,有时别人送来的钱物,她连看都不让他看,就锁进了保险柜。当法官宣判死刑时,戚火贵崩溃了。他没想到会判死刑。他在法庭上不断向法官求饶,说愿意交出一切非法所得,辞去官职,让法官放他回乡下当农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世上没有后悔药。戚火贵后来又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戚火贵上诉,维持原判,依法呈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跑到天涯海角也难逃法网到二室之后,我们协调查办的案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窝案。开平是广东省江门市管辖的一个县,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可就这么一个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连续作案贪污、挪用盗窃银行巨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贪污盗窃案。2001年10月初,中国银行在归总全行电脑中心的财务数据时,发现账目上出现巨额亏空,事发地点很快就锁定在广东开平。12日,中国银行方面发现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下落不明,随即向有关部门报案。经公安机关紧急侦查,发现涉嫌盗窃挪用巨资的这三任行长已经潜逃。后来,由中央纪委统一协调,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和广东省有关部门成立了专案组,协调美方开展联合调查。2001年11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2002年12月,美国对三人实施逮捕。余振东在逮捕令签发两天后就在洛杉矶被拘押,2004年2月,因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三项罪名被美国判处144个月监禁。4月,美方将余振东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这是第一个由美方正式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后来江门中院公开审判,对余振东处以12年有期徒刑。许国俊、许超凡也于2004年9月、10月相继在美国被捕。但是“二许”和余振东不一样,他们选择负隅顽抗,妄图利用美国法律漏洞逃避惩罚。我是2007年参与专案组的。当时是在中央反腐败领导小组境外缉捕联络办下面的后续工作协调小组,主要是和美方打交道,利用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制定的规则开展工作,主要是配合美国检方调查取证。小组成员主要有公安部、最高检、外交部、司法部、中国银行总行等单位的人员。2007年上半年,我们与美检控方进行多次谈判和沟通。当时和美方协调的时候,我们提出非污点证人可以去美国做证,但是污点证人不能出国,因为污点证人是戴罪服刑,我们国家法律不允许出去。经过反复协调,最后达成一致,由污点证人视频做证,非污点证人按照名单去美国做证。这里面涉及方方面面的协调,工作量非常大。2009年,美国对许国俊判处有期徒刑22年,对许超凡判处有期徒刑25年。2018年7月,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此时距离他外逃已经过去17年了。委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中央纪委领导对机关干部的要求非常严,同时对同志们非常关心,尤其是比较能够听基层的意见。我刚到委机关不久,有一次,机关组织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我当时刚从部队转业,属于纪检监察战线的新兵,提意见比较直率。第一个我提到保密问题,我说我在军队工作了20多年,深知保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我们中央纪委机关更应注意这个问题。可是我发现每次归完档案以后,剩下的草稿、手稿,就那么装到麻袋扔到小库房,然后让造纸厂拉走,在这些环节中一有疏忽就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我提出最好每个处至少每个室都配置碎纸机,剩下的文件材料都应该按照规定粉碎。第二个我就提了机关工作效率问题。我说机关的检查室和信访室等业务室,每个室每天都要发十几封甚至几十封信函。全委机关那么多室,只有五楼能打印信函,每天大家都拿着U盘排队。我说这样工作效率太低了,建议购置一部分电脑,最起码每个室综合处应配备一台打印机。第三条意见我是针对车队提的。那时候还没有公车改革,我发现机关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处级以下的同志出差办事包括接送站,不保证车辆。我就说派公车不是机关干部的待遇问题,而是关乎机要文件的地位和待遇。送文件的、办具体事的往往都是科级干部,如果因为没有公车,机密文件在挤地铁、坐公交车时丢了,出了问题怎么办。我提的这三条意见都很尖锐,可当时主持会议的领导听后说提得非常好,会后一定向常委会反映。后来还有委领导亲自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你提得非常好,这三条意见全部采纳。级别这么高的领导,能够耐心地听取、采纳一个新转业至机关工作人员的意见,使我非常感动。俄侦察船穿越英吉利海峡 英国急派军舰战机监视  【环球网军事报道】据《每日星报》、《独立报》等媒体6月1日报道,一艘俄罗斯军舰近日穿过英吉利海峡时,英国方面随即出动一艘驱逐舰及一架直升机对其进行跟踪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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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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