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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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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李兵王小龙）(责编：任一林、万鹏)。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制度功能人民政协是在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并适合中国国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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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式建筑发源于十二世纪的法国，最初“哥特”一词含有贬义，有野蛮、半开化的意思，是当时崇尚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的人们对其的贬称。但哥特式建筑代表的是中世纪的人们对天堂和上帝无限膜拜的精神美学，这种潮流势不可挡。哥特式的典型元素有高耸的尖塔、尖形拱门、大窗户和花窗玻璃，在设计中利用尖肋拱顶、飞扶壁营造出轻盈修长的飞天感，整个建筑以直升线条、雄伟的外观和内厅高阔的空间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天际，崇高庄重。 比起哥特式建筑中其他著名的队友，比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应该算是最为柔美匀称的一位。它以其完美的对称感而闻名，没有正立面就刺向天空的尖端结构，也没有主体上端插满雨后春笋般的尖顶，教堂特殊的平顶双塔结构保留至今，同时也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钟楼双塔的哥特式建筑。它在无数镜头里最常见的“标准照”是西侧的主立面，呈立方形，上下分为三层，立柱和装饰带把正立面分为9块小的矩形，水平竖直比例近乎黄金比1∶，堪称是哥特式建筑中最美妙和谐的形式。 巴黎圣母院的底层并列着三个桃核形门洞，左门为“圣母之门”，右门称“圣安娜之门”，中门则是著名的“最后审判之门”，表现的是耶稣在“世界末日”宣判每个人命运的场景。当时教堂里的牧师们只用一般民众难懂的拉丁文宣讲，这些雕塑可用来帮助不识字的人们了解《圣经》中的故事，所以被称为“穷人的圣经”。 巴黎圣母院也是欧洲建筑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之一。在它之前，欧洲的教堂建筑大多比较笨重：厚实的墙壁、沉重的石拱、窄小的空间，内部阴暗而压抑；在它之后，以它哥特式的高直为蓝本，欧洲的教堂开始拥有了轻巧的拱顶和敞亮的空间。后世的许多基督教堂都模仿了它的样子，北京著名的西什库教堂就是一例。 国王路易七世奠基，工程历时180年 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共同主持了巴黎圣母院的奠基仪式。当时巴黎主教莫里斯·德·苏利邀请了让·德·谢尔与皮埃尔·德·蒙特叶这两位杰出的建筑师，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巴黎圣母院的建筑中来，绘制了蓝图并领导了第一期的工程。 建筑师们先用木材做出按比例缩小的模型，进行预先的拼装，屡经修改最后定型，再来挑选石材放大模型。石材不是简单的堆积，而在每块之间都用沟槽或键进行插接，以此来提高建筑的整体结构与安全性。1182年巴黎圣母院的基本功能大致成型，建成了唱诗坛，之后共更换了四位姓名不可考的建筑师，逐渐将哥特式的招牌穹顶完成。教堂双塔造型的正面直到进入13世纪后，在第三任建筑师手上动工，并于1220年，由第四任将其与舱顶部分接合完成。巴黎圣母院于1345年最后完成了原定的设计方案，基本落成，整个工程历时180多年。 路易七世这位巴黎圣母院的奠基者，也改变了法国和英国以后300年的命运。1136年，路易七世与阿基坦公爵之女阿莉埃诺结婚，阿莉埃诺陪嫁的领地因此并入王室领地，面积一下子扩大了三倍。1147年，虔诚的信仰最终促使他追随教皇踏上征服巴勒斯坦的征程，与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一起领导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路易七世白天礼拜，晚上忏悔，阿莉埃诺觉得备受冷落，她曾说：“我曾想嫁给国王，但最后却发现嫁给了修道士。”二人也一直没有子嗣。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阿莉埃诺跟随丈夫一同出征，也是在这烽火狼烟的征途，传出阿莉埃诺与叔叔相好的丑闻流言。到了1152年，两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同年，离婚后的阿莉埃诺改嫁小她10岁的诺曼底公爵——他两年后成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她的领地阿基坦转归英王，从而使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国领土处于英王的控制之下。路易七世心里当然懊恼不已，之后连续发动了两次收复领地的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但英法之间长达三个世纪的对抗就此展开，1337年爆发的英法百年战争因这次婚变而埋下了伏笔。北京检察机关畅通渠道收集环境案件线索 本报北京6月5日电（彭波、朱战缘）6月5日是第四十八个世界环境日，北京市检察机关三级检察院以“检察公益诉讼你我携手同行”为主题，共同开展公益诉讼集中宣传活动。
《方案》明确，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制度，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
中关村迥异于旧金山湾区的阳光明媚气候和那里把编程人才当头胎孩子呵护的企业。
在民进中央和各级、各地民进组织和成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安龙县一年一个样、年年都变样，全县经济快速发展、百姓生活日渐殷实，贫困人口减少到2592户6627人，贫困村减少到2个，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下降到%，2019年3月顺利通过省级第三方评估，综合评分列贵州省18个脱贫摘帽县第一名，4月24日被正式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取得“减贫摘帽”的阶段性胜利！“胜利‘出列’之后，安龙县还有如期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巩固脱贫成果和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更为艰巨的任务，民进中央和各级组织将一如既往支持安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