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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智慧屏的外观看起来很像电视，为什么不叫荣耀电视？荣耀总裁赵明说，荣耀智慧屏不是传统概念上的电视，而是电视的未来。荣耀将像做手机一样来做智慧屏，把自己的新科技带入电视领域，让大屏产品更有魅力。 “与其说荣耀智慧屏是一台电视，倒不如说是一个有着大屏幕的手机。从功能上看，它更类似于一个搭载着智能操作系统的智慧屏幕。”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所研究员钟新龙说。 据介绍，荣耀智慧屏有四大新科技亮点。第一，除了鸿蒙，还有华为的智慧芯片。第二，内置了升降式人工智能摄像头。第三，能实现魔法闪投、魔法控屏等。第四，可以操控其他智能家居。 其中，鸿蒙操作系统本就是为了华为全场景智慧生活战略而设计的，是面向多终端的模块化设计。再加上可以视频通话的摄像头、手机控屏功能以及对其他智能家居的操控等，可以想见，荣耀智慧屏的亮点就是能实现跨终端协同体验。 赵明表示，荣耀要打造智慧生活“双中心”，手机是个体的中心，智慧屏则是家庭情感中心，包括影音娱乐中心、多设备交互中心、信息共享中心和控制管理中心等。 “荣耀做智慧屏不是为了抢占电视市场份额，而是为了提前锁定未来智慧家庭中客厅大屏的核心地位。智慧屏，未来极有可能成为家庭设备的控制中心。选择此时布局，是华为在抢占智慧家庭先机的重要落子。”家电消费电子观察家胡洪森说。 钟新龙认为，小米此前也提出智能家居，并打造了一系列产品。华为做智能家居则是从物联网着手，物联网在智能家居的最好体现就是智能眼睛——电视。鸿蒙系统需要一个载体，电视技术积累又比较成熟，华为还具有分布式语音、手机投屏等技术优势，因此智慧屏是华为多年技术积累释放的载体。 荣耀做智慧屏的优势不言而喻。对此，胡洪森分析说，一是依托华为这个超级IP，荣耀智慧屏有强大的品牌效应；二是通过应用华为鸿蒙系统、海思鸿鹄芯片等，荣耀智慧屏拥有强大的话语自主权，这在“拿来主义”较为普遍的彩电业优势明显；三是目前整个彩电业市场同质化竞争严重，又处在转型升级的关口，此时正需要新概念和新形态的产品出现，智慧屏出击的时间节点恰到好处。 据介绍，荣耀目前是我国第一大线上智能手机品牌，占比为24%。更重要的是，荣耀智慧屏也是一个能力不断成长的大屏，它的能力会随着鸿蒙操作系统技术和生态能力加强而逐步进化，从而更加适应未来全场景智慧化生活，为用户带来更多可能。 “从市场端看，智慧屏也给其他智能电视企业带来了一些很好的启示。”钟新龙分析说，一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做安卓系统的简单操作界面，而是要做更多、更深度的定制，优化服务和功能，提升消费者体验；二是鸿蒙系统是开源开放的，将有更多友商包括电视厂商一起加入，一起优化鸿蒙系统；三是智慧屏只是踏出了第一步，这将是开启智能家居万物互联的关键钥匙。 “荣耀入局会发挥鲇鱼效应，给沉寂的彩电业一个新概念，也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要想拯救处在下跌通道中的彩电业，还需要更多的‘荣耀’站出来。它们拥有技术、品牌和产品，才能形成本土品牌的‘势’。”胡洪森说。(责编：赵超、夏晓伦)。周恩来邓颖超对待馈赠礼品的故事 1970年1月，邓颖超陪外宾去延安参观。
但现在，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以及世界经济再次降温带来的担忧和压抑让德国出口喘不过气来。
42名县级干部靠前指挥，现场解决脱贫攻坚有关问题；22个乡镇党委书记、617个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遍访贫困户；行业部门主要领导深入到分包村了解情况，解决问题；3463名帮扶干部走村入户结对子、认“亲戚”，了解群众需求，完善帮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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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对因健康原因不能再飞的空警做出妥善安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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