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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0-14 03: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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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大哥、二哥相继被父亲送回祖国,翁乃强也于1951年第一次踏上了从未谋面的“故土”。“父亲想把我们送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回国后,翁乃强相继考取了育英中学、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中央美术学院,后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做摄影记者。  参加大学面试时,他被问到为何学习美术,年仅18岁的翁乃强谨记父亲的教诲,“我学美术可以为人民服务”。  如今,翁乃强常常在胸口处别一枚徽章,徽章下面刻的正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他说:“人得有信仰,一辈子只考虑个人没有意思。”  “事情要一点点做出来”  从就读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起,翁乃强就时常挎个相机,给同学们拍照片。为了完成大学毕业创作,他深入全国最大的华侨农场——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同工人们一起开荒、种橡胶,创作了大量摄影、绘画和版画作品。工人们的劳动精神让他深深感动:“他们辛勤工作,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贡献。”  1967年,翁乃强跟随学生前往江西等地,徒步重走长征路。学生们登临黄洋界、探访“吃水不忘挖井人”的那口“红井”、在江西瑞金探访红军驻地……翁乃强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长征精神永远都不会过时。  1968年伊始,他又跟随知识青年赴北大荒报道。知青们开垦荒地、改造沼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荒无人烟、条件恶劣的北大荒建设成了良田千里的北大仓。  “上山下乡也塑造了我的价值观。”翁乃强说,“事情是一点点做出来的,只要自己努力奋斗,就能做出成绩。新中国建设也是这样,成就要通过劳动一点点创造。”  1977年冬天,中国恢复高考。考试当天,翁乃强到现场拍摄。一名女学生手握钢笔,聚精会神审题作答的场景被他的镜头定格。后来,这张照片成为了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中“恢复高考”的见证。  “当时怕影响学生考试,不敢开闪光灯,就采用高速胶卷,尽量用长镜头取景。”据翁乃强介绍,照片中的女学生后来成为北京某大学的教授。  “记录时代是我的追求”  回国已经60余年,虽然早已退休,但翁乃强仍时常挎个相机,看到有美感、有意思的瞬间,就按下快门,拍摄了大量富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的作品。“我一直都是抓拍,记录最真实、自然的瞬间。”  翻看着自己的画册,翁乃强感慨于中国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计划经济时代,北京冬季蔬菜匮乏,家家户户储存大白菜,而现在菜品丰富、琳琅满目;以前家里能有电视机就是富裕,现在中国彩电出口到海外;以前自行车算“三大件”,而现在,共享单车随处可见……  如今,翁乃强的很多作品已经作为历史见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摄影是形象的记录,记录时代是我的追求。”他说,“这样才能让后人了解我们走过的路。”说着,他打开房间的柜子,里面满满当当都是尚未整理的胶卷,“要尽早整理出来,为历史留下这些记忆”。  (来源:中国新闻网)(责编:宋心蕊、赵光霞)。中国三大古酒黄酒最没国际范儿 如何"圈粉"海外?图为黄酒衍生品。项菁摄绍兴黄酒具有数千年历史。相较于红酒之洋、白酒之烈、啤酒之爽,江南水乡绍兴以其特有的气候条件和传统工艺酿造了阵阵醇香,成为东方酿造界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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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支配下的社会教化,使得报答和互惠(爱)的意识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孕育。传统上,人们大都接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观念,相信仁爱和美德终究会有好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有爱心、爱人、爱物,自己才会被人物所爱,爱的公共性和互惠性品格由此得以彰显。自秦汉开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式运行了两千多年,从思想的层面维护这一制度,便是汉代国家倡导的以孝治天下。《孝经》适应这一气候而成为最通行的经典,其中就有关于“博爱”这样的文字表述。在董仲舒笔下,博爱整合了儒家和墨家的相关思想内容,以缓和当时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的社会矛盾。尽管董仲舒的主观目的是要禁绝包括墨家在内的诸子,但对博爱的提出与墨家宣扬的兼爱却又是殊途同归。儒家关于博爱的论述发展到汉唐时期,主要侧重于经验和应用的层面,并将其与宇宙观相结合。而从形而上的层面阐释和论证博爱的精神与价值,则是宋明理学承担的任务。但不论是经验还是理性,贯穿的都是公天下的博爱情怀。“大道之行”的“天下为公”,并不随着“小康”礼制社会的到来而中断,它在讲求公平和博爱的意义上存在于中国社会,并因之可以跨越血亲“小家”而走向万物一体的“大家”。理学家发掘了传统儒学的理论资源,从阴阳气化的和合走到了一气一性和同心、同理、同善。“同善”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在宋以后发展为“天人一身”的“大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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