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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公布的是枣树林墓地2018-2019年发掘的情况。在这里，又发现两位曾侯和夫人——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求及夫人渔。 确认两位曾侯及夫人的合葬墓 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随州枣树林墓地考古领队郭长江介绍，这里是一处春秋中晚期曾国公墓地，共发现了墓葬55座、马坑3座、车坑4座，出土了青铜器千余件。部分青铜器带有铭文。其中令人兴奋的是，新发现确认两组曾侯夫妇合葬墓，即“曾侯求”及其夫人“渔”墓和“曾侯宝”及其夫人“随仲芈加”墓。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给记者大致梳理了目前已发现并确认身份的十余位曾侯的名字，其中已知最早的曾侯谏在西周早期，最晚的曾侯丙是战国中期。所以说，这次枣树林墓地发现的两位曾侯，完善了春秋早中期曾国世系，填补了春秋中期不见曾侯的空白。 曾随之谜，一锤定音 在史书中，周王分封的姬姓诸侯国是随国，而在湖北随州发现的都是曾侯墓地。此前，曾、随是同一国，还是两个国，在学界一直有争议。 2009年义地岗墓群中曾侯與墓出土的编钟铭文，讲述了南宫括被周王室册封至南方立国，并在春秋时期吴国军队攻入郢都的战役中，拯救楚国于危亡的历史。这一记载廓清了长期悬而未决的曾国族姓问题，基本平息了曾和随是否为一家的争议。 枣树林墓地也属于义地岗墓群。此次发掘的169号墓是曾侯宝的夫人芈加之墓。墓中出土的铜缶上有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清楚地表明：楚王将自己的女儿芈加嫁至“随国”；而芈加又是曾侯夫人，所以可知，当时楚国称“曾”为“随”，说明曾随是一家，再一次印证了曾侯與墓铭文的记载。学术界“曾随之谜”的争论可以结束了。 此前，曾侯是周文王之后还是周武王之后，在学界亦有分歧。此次在出土的编钟上发现了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侯元子、出邦于曾”等内容，说明曾侯应是文王之后，又解决了一个学术难题。 芈加，曾国的妇好 在芈加墓中出土了19件编钟。郭长江与伙伴们通过编钟大小、铭文内容、字体、出土位置等信息，判断它们应分为四组。第一组个体最大，其中最大的两个钮钟出土时钟体已经残存，所幸铭文保存较好，书写规范，内容基本完整，少数缺漏的文字可以根据其他组的铭文补充。 经过释读，整篇铭文包括三个段落。开篇用“曰”字领起，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曾国的历史：自己的祖先南宫受周王分封到曾国，曾国与楚国有联姻。第二部分是芈加自述，讲了丈夫“龚公”即曾侯宝早逝，自己作为曾侯夫人勇敢地挑起了国君的重担，治理曾国，保土守疆的一段历史。第三段落是编钟铭文常见的宴饮以乐嘉宾的套话。 作为楚国的女儿、曾侯的夫人，芈加竟是个传奇女子，巾帼不让须眉，有胆有识，可谓是“曾国的妇好”。 找回尘封的曾国历史 曾国在史料中没有记载，从1976年曾侯乙墓发掘开始，一系列考古发现，如拼图般，逐渐恢复着一个存在时间不短、却被历史“遗忘”的小国历史。 近几年，曾国考古研究掀起第二次高潮。2011至2013年，随州叶家山墓地发掘了西周早期曾国墓葬，确认了两位曾侯，将曾国历史往前推进数百年；2014至2015年，枣阳郭家庙墓地发掘了一批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的曾国墓葬，发现了较多曾国音乐考古的遗物；2016至2017年，京山苏家垄墓地发掘了一批春秋早中期的曾国墓葬，其中曾伯漆墓出土“金道锡行”等铭文确认了曾国铜料来源问题，并且在墓地南侧发现了春秋时期冶铜遗址；从2009年开始发掘的随州义地岗墓群，2012年发掘的文峰塔墓地、2017年发掘的汉东东路墓地，以及2018年度发掘的枣树林墓地，确认了6位曾侯，即曾侯求、曾侯宝、曾侯得、曾侯戊、曾侯與、曾侯丙。 通过数年的考古发掘，确认了曾国13位带有私名的曾侯，极大完善了曾国历史的进程，填补了两周史上关于曾国记载缺失的空白。（李韵） 来源：光明日报图片为曾侯夫人芈加墓中出土的部分青铜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责任编辑：管理员）。传小米解散VR头显开发团队 因销售“令人失望”据新浪科技8月6日报道，Facebook此前宣布，与小米合作开发价格200美元的虚拟现实头显OculusGo（小米版本称作MiVR）。但据美国科技媒体VentureBeat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小米已经解散了这款产品的开发团队。
对此，孙扬认为，“垂直细分领域专业性强的金融科技公司是未来机构融投的重要目标，相较于巨无霸公司，这些具有核心技术的‘小而美’的金融科技公司适应性更强，产品更能满足中小银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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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普磊说，现在一鸣书居模式已经推广到兰考、濮阳等地。
王毅外长当面向印方表达中方立场，作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共同朋友，中方希望双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升级。
围绕数据权能否独立成为具体人格权的讨论已经持续多年。直到《民法总则》间接确立数据权，配合《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关于数据权的规定，数据权独立成为人格权才被真正确定下来。未来，在民法典的编纂中，已经确定人格权法将独立成编，在这个大背景下，数据权必将从隐私权中独立，成为继隐私权从名誉权中独立之后的又一民事权利大进步。但仍有三点需要立法者充分考虑：一是数据权与隐私权必须划清楚界限；二是数据权要界定大数据边界问题；三是数据权必须充分考虑互联网经济发展现状，不能过分限制数据商业化使用，如何平衡公民权利与商业利益关系考验立法者智慧。 社交电商监管将明显加强，社交平台将成为监管重中之重。社交电商虽然被《电子商务法》纳入到法律监管体系，但该法却没有对社交电商做出具体特殊性规定。有消息称，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关于社交电商的专门指导意见，未来出台的规则，将从反传销、强化平台责任、明确第三方平台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等多个角度完善社交电商法律治理工作。社交平台将成为移动互联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监管的重中之重。无论是社交电商（微商）的电子商务法规制，还是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的评估，或是微博新规和互联网直播新政策，都针对互联网社交活动。最近一两年立法的趋势，是将社交活动类型化，按照类别统一加强管理。 突出平台责任成为移动互联网未来规制的重点。平台责任不单纯是法律责任，还包括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是变量，根据平台大小、受众多寡和影响大小不断变化，从这个角度说，平台责任又是不一样的。当平台主体责任概念提出后，变量与基数这两大数值不断在影响着立法与执法思路。有一个明确的趋势是，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不断地从自律层面，被立法累积变化成他律层面。这种变化最近几年初见端倪，预计在未来几年将会愈加明显。 5G突破与落地将引发法律应对标准与规范讨论。5G不单纯是技术变革，一旦普及，无人车、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将变为现实，将从根本上改变移动互联网，带动移动互联网全面升级。第一，无人车将突破技术瓶颈，在信息传输方面，5G将开启畅通大路。第二，移动终端将全面变革，处理器将逐渐被接收器取而代之，这样一来，可携带、可穿戴的人工智能设备将有巨大发展空间，有可能会产生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三，内容分发、内容制作平台将出现大规模与电信产业合并的情况。近年来，美国技术中立原则被搁置之后，渠道变革与自主权的可能性凸显出来，内容平台必须要有渠道做支撑，平台分发有可能会受到电信产业的巨大影响。技术发展必然会引起法律集中应对。2019年也许将成为打开未来之门的关键性年份。 知识产权保护继续得到加强并呈现三大趋向。未来，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大IP将成为在互联网竞争中最核心的竞争力。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对互联网内容创造的保护。有知识产权的内容，而非商业模式才是支撑互联网的核心。未来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发展有三大趋向：一是避风港规则将逐渐弱化，红旗规则将逐渐占据主流，这种趋势已经体现在执法层面，未来可能会落脚在立法修法层面；二是广告收益或成为知识产权付费的主要来源。三是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将会前所未有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财产权部分前所未有的加强。
新能源皮卡不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