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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场谈读书的沙龙等着他，紧接着是一场面对大学生的讲座，主题是“文化”。

儒家文化支配下的社会教化，使得报答和互惠（爱）的意识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孕育。传统上，人们大都接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观念，相信仁爱和美德终究会有好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有爱心、爱人、爱物，自己才会被人物所爱，爱的公共性和互惠性品格由此得以彰显。自秦汉开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式运行了两千多年，从思想的层面维护这一制度，便是汉代国家倡导的以孝治天下。《孝经》适应这一气候而成为最通行的经典，其中就有关于“博爱”这样的文字表述。在董仲舒笔下，博爱整合了儒家和墨家的相关思想内容，以缓和当时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的社会矛盾。尽管董仲舒的主观目的是要禁绝包括墨家在内的诸子，但对博爱的提出与墨家宣扬的兼爱却又是殊途同归。儒家关于博爱的论述发展到汉唐时期，主要侧重于经验和应用的层面，并将其与宇宙观相结合。而从形而上的层面阐释和论证博爱的精神与价值，则是宋明理学承担的任务。但不论是经验还是理性，贯穿的都是公天下的博爱情怀。“大道之行”的“天下为公”，并不随着“小康”礼制社会的到来而中断，它在讲求公平和博爱的意义上存在于中国社会，并因之可以跨越血亲“小家”而走向万物一体的“大家”。理学家发掘了传统儒学的理论资源，从阴阳气化的和合走到了一气一性和同心、同理、同善。“同善”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在宋以后发展为“天人一身”的“大身”观。

类似的条例呀规定啊，在大江南北不迳而走，长城内外的各界人士也频频叶槽。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20日至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朝鲜人士以及多国专家表示，习近平在中朝建交70周年的历史节点访问朝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进一步巩固了中朝传统友谊，对于新时代中朝关系发展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对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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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调解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方职能优势，落实责任，加大投入，形成协调配合、通力合作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