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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规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责编：张桂贵、伍振国)。国资委构建央企责任追究体系 各央企成立专项工作小组人民网北京6月14日电（记者王醒）记者从国资委官方网站获悉，国资委近日印发《关于做好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体系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专门针对各大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的监管工作，再度加码。

A《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悲情老套路，票房成冠军《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翻拍自韩国同名电影，目前累计票房已经超过6亿元，打破了内地翻拍韩国电影的票房纪录。虽然票房飘红，但影片却遭到大规模吐槽——“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是我花了钱和时间看这个烂片。”豆瓣上这条短评得到了上千个赞。影片在豆瓣评分为分，韩国原版电影的豆瓣评分为分。在上映前，《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并不被市场看好，没想到上映后票房走势远超预期，成为3月影市的一匹黑马。由于翻拍自韩国同名电影，“车祸、癌症、治不好”这三件套自然也没少。影片主角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男主角身患绝症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深埋自己对女主角的爱意，特意安排了男二号与女主角相识相恋……根据第三方数据平台统计，《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在观众性别分布上，女性观众占%；在年龄分布上，20岁至29岁占68%——显然年轻女性是这部电影的主要观众，精准的受众定位或许是影片取得票房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有业内人士称，电影中这种几乎只会出现在想象中的情侣，给年轻观众提供了某种心理抚慰，或许也是票房大卖的因素。然而，票房的成功并不代表影片质量上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发微博说：“最初抱着很大希望，因为片名比较有意思，可惜看了前半部分，简直大跌眼镜，几乎汲取了常态校园剧/家庭剧的所有俗套……”还有网友编段子：“昨晚我也看了《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但走出电影院我才哭的，哭得很大声，因为我的电动车不见了。”还有观众说：“这的确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但原谅我忍不住笑了。”B《过春天》：佳作屡获奖，票房难突围青年导演白雪的处女作《过春天》上映一周票房不足1000万元，但影片的口碑相当亮眼，豆瓣评分8分，甚至被誉为“重新定义了国产青春片”。对此，导演白雪态度豁达：“市场太虚无，不知道观众都躲在哪里，开心的是影片的豆瓣评分始终坚挺在8分以上。对我个人而言，想得到的一切都得到了。票房是不受我控制的，不会为此难过。”《过春天》的主角是16岁的女孩佩佩，她拿着香港身份证，和妈妈在深圳生活，每天需要过境搭港铁到香港上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开始当“水客”从香港带手机到深圳……2007年，白雪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当时拍电影路子比较窄，白雪选择了回归家庭结婚生子。2013年，拍电影的念头让她重返校园，她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MFA（艺术硕士学位）。《过春天》的故事最初灵感就来源自她念研究生期间读到一位同学的剧本，主角是在香港念书的深圳“跨境学童”。在深圳长大的白雪敏感地察觉到这是值得挖掘的题材，她花了两年往返于香港和深圳做采访和调研，为了拿到关于“走水”行业的一手素材，她甚至曾拿着手机在香港的货仓楼里偷拍。进入拍摄阶段后，除了美术指导张兆康和剪辑指导马修，剧组里负责摄影、声音、作曲、制片的，全是白雪同一届的同学，制片人贺斌还是白雪的丈夫。“我们从十几岁一起长大，大家知根知底，电影观和审美都很接近，对电影的认知和想法也基本一致。他们在各自领域都非常厉害，在业内已经是中坚力量了。”白雪拥有了一支专业科班队伍，决定要做一部年轻风格的片子。她习惯边听电子乐边写剧本，后来《过春天》的配乐也做成了电子曲风，很受观众欢迎。影片问世以来，《过春天》先后获得第13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导演提名，第69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青年单元最佳影片提名，在第2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拿下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员……对白雪来说，这部处女作已经足够成功。至于不足1000万元的票房成绩，这或许是青春题材影片目前面临的困境。上一部口碑爆棚的青春片《狗十三》，由观众熟悉的曹保平导演执导，最终累计票房也只有5120万元。相较之下，刚刚“出炉”的白雪和清一色新演员打造的《过春天》，接近900万元的票房其实不算太差。C《阳台上》：口碑不理想，票房更惨淡《阳台上》和《过春天》同在3月5日上映，作为《钢的琴》导演张猛的最新作品，《阳台上》让不少影迷感到失望。口碑的失利也直接导致票房惨淡，猫眼评分分，淘票票评分分，豆瓣评分分，目前累计票房只有385万元。《阳台上》改编自任晓雯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青春期少年为父亲“报仇”的故事。影片的卖点是胶片拍摄，从成片来看，胶片带来的观感确实不错，但故事和内涵都过于单薄。

1993年，他第一次见到万奕，就被这个知性、文雅的苏州女孩深深吸引。

其中，惠普养老民宿项目通过升级农村空巢老人的民房，共建民宿，解决农村老人没有钱养老的问题。

2004年至2014年，担任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司长，2014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2018年至2019年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责编：黄晓蔓(实习生)、刘洁妍)。第28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南宁开幕新华社南宁7月30日电（记者查文晔、潘强）由全国台湾研究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28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30日在广西南宁开幕，来自两岸及港澳的9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DG为了重新迎回中国消费者，日前其圣诞广告曝光，内容包含满满的中国元素。

”罗平，来自深圳，是此次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全球选聘的管委会副主任之一。

面对公众的高度好奇和关注，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却婉拒了几乎所有人的问询。他说：把主场还给小米。这位已经在创投领域征战了近20年的老兵深知，敲钟的辉煌一刻背后承载了创业者多少梦想与汗水。2018年他和团队陪伴7家企业实现了IPO，也为市场交出了一份好成绩。不仅如此，在市场普遍反馈“募资难”的大环境下，启明创投2018年上半年就完成了三只新基金总计亿美元的募资，侧面反映了市场的认可程度。从第一期美元基金首次关闭，到目前旗下共管理七只美元基金、五只人民币基金、管理资产总额超过40亿美元，邝子平和创始团队带领启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也见证了国内创投行业成长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也正因如此，对于当下普遍反馈的“资本寒冬”，他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方式。从一开始在硅谷担任软件工程师，到进入数字通信领域担任高层管理者，再到进入风投领域创办启明创投，邝子平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寻求创新和突破。他给自己近20年投资生涯定义的关键词是“学海无涯”：“当年进这个行业，最吸引我的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不断接触、学习新的东西，这一点上面没有让我失望。”回顾创投20年：波浪式向上发展启明创投成立于2006年，但邝子平个人早在1999年就开始从事风险投资了。创办启明之前，他已经在英特尔投资部工作了6年，并且担任中国区总监，主导英特尔的战略投资。那个时候的国内股权投资市场和现在截然不同，不仅规模小，并且市场上的美元远远超过人民币。一批外资VC凭着敏锐的嗅觉登陆中国，这些资本就主要来自于大的跨国美元基金在中国的分支机构。2004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硅谷银行组织美国大牌基金组团来华，十几天的考察让这些顶级投资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变化和机会，也让他们开始思考在这里的投资策略。启明创投正是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2006年1月31日，这个日子邝子平记忆犹新，启明创投第一期美元基金在这天募集完成，一个全新的起点就此着墨。从一开始只关注TMT行业投资机会，到医疗团队搭建完成，再到完成全行业覆盖，伴随着中国创投行业的快速发展，启明的投资版图和业务条线也在不断延展、完善。回顾这段发展历史，邝子平也有些感慨。他回忆，20年前从事创投行业是一件很小众的事情，“我们从业人员当时再怎么也不敢想到，今天的中国创投行业（规模）会发展到这么庞大，并且创投这个行业以及创投人所做的事情，会对整个国家、整个经济有这么大的影响”。他用了一个短语来总结，就是“波浪式的进步”。当很多人将目光锁定在当前困难的时候，邝子平却显得平和而泰然。类似的情况他已经见过太多次，也因此更明白“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道理。1999年邝子平入行，2000年就遇上了互联网泡沫破裂。一度如日中天的纳斯达克开始下跌，触发了互联网的第一个寒冬，迅速波及国内市场，也引发了创投行业的“哀鸿遍野”。他说，很多人以为“以后再也没人做创投了”。事实上，类似情况在国内反复上演了很多次，无论是非典时期、金融危机还是市场行情的剧变，每次都会有“创投将死”的论调出现，但在他看来，每次挺过危机以后，整个创投业又上了一个台阶，这种波浪式进步也侧面体现了行业强大的生命力，“总体来讲，我觉得这20年还是非常令人惊喜的发展”。谈募资环境：不是只有炎夏和寒冬两季那么极端对于当前行业普遍反馈的募资难问题，邝子平笑言，现在整个融资的环境就像是“一年两季”：“一会儿是夏天、资本过热，要不就是资本寒冬，其实都没这么极端。”他进一步解释道，总体来讲在募资环节，根据经济周期的波动有时会速度更快，有时则相对慢一些，但“真的没有寒冬这么极端的情况”。事实上，对于募资问题也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根据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创投市场外币基金募集总金额为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占比达到%、占比增长个百分点。在这其中，美元基金毫无疑问是主力。但另一方面，邝子平表示人民币基金募资量虽然略有减退，但从总盘子来讲仍然可观，“总盘子就是投向中国的实体经济，从整体来看融资环境还是可以的”。而在这背后，如果更深层次地来看，其实可以发现美元环境和人民币环境在生态上的巨大差别，以及由其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普林斯顿大学投资公司曾经透露过一个数据，启明创投曾为其带来3亿美元的收益，每年可用于支持250个全额奖学金项目。普林斯顿大学是启明的其中一个LP，从该机构成立伊始便开始出资，直至其最新一期美元基金仍有参与。邝子平介绍，从2006年成立至今，启明的美元基金LP有60%～70%都是一直连续出资。在这其中，有前文所说的大学资金，有慈善基金会，也有退休年金等等，其共同特征都是不追求短期收益、有着更加长期和稳健的诉求。因此，作为GP的投资机构和LP在长期的沟通合作中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深厚关系，也使得前者在面临一些争议性决策时更有信心和底气去尝试。相比之下，政策的调整使得人民币基金的出资主体时常发生变化，导致这些LP无法与GP建立相互信任、长期稳定的关系，这对基金投研团队的决策以及一线从业人员的行为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里面存在几层的传导作用。如果我们单看第一层传导，只是看到了人民币融资难，引起人民币基金没有做大做强。但是，要把这个（影响）再传导到一线的投资行为，后者又会传导到所谓的鼓励创新技术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等等。”邝子平总结道，“这个也是最近我们从业者在很多场合多次发声的一个议题，人民币投资环境要改善。”看投后管理：做能与创业者思想碰撞的“知心人”近年来，投后管理被很多机构提升至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不少机构专门成立了投后团队，有的规模还相当庞大。当然，也有机构秉持让被投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原则，在投后管理方面甚少插手。对此，邝子平谦虚地表示，投后到底该做多少、该怎么做，自己“也没有悟透”，而启明创投的风格是介于前面二者之间。在他看来，最适合去做投后的是这个项目的投资人，因为“他最了解这个公司，对公司的事情也最上心”。而谈到最应该给被投企业的支持，邝子平毫不犹豫地给出了一个看上去已经思考良久的答案：“以我自己这些年的经验，对一个企业来讲，企业家其实是挺孤独的，在他发展的路途当中，很需要有一个知心人能够经常跟他去做思想工作。”这个判断，或许说进了很多创业者的心里。不论商业模式的调整，抑或团队架构的改变，一个创业者显然很难与自己的员工、创业伙伴乃至其他朋友分享，这个时候来自投资人的理解、建议甚至安慰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而这正是邝子平一直在践行的。以去年登陆纽交所的触宝为例，启明创投早在2010年便投资了这家公司，当时主导的投资人就是邝子平。据他回忆，从2009年接触触宝的创始团队开始，一直到敲钟，他们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经常、定期碰面沟通。在商业模式上，邝子平与其董事长张瞰几年来连续在进行深度探讨与调整，一直到两三年前才找到一个可行并且具备发展潜力的模式，并最终确定下来。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触宝的商业模式和逻辑与当初启明投资时已经完全不同，但这正是邝子平认为投后管理最重要的地方，“在策略上帮助被投企业，这是我们觉得投后附加值最大的一个方面”。

居民们非常困惑：究竟哪个部门能帮孩子们实现在家门口上幼儿园的愿望？　　近万平米商务中心　　圈占绿地和停车场　　7月8日记者来到朝阳区甘露园中街，在天鹅湾小区公交车站旁边一眼就看到了业主反映的商务中心。

”报道还称，台南市2018年设置了象征“慰安妇”问题的铜像。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林某作为母亲多次使用菜刀割伤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小龙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小龙的双腿,还经常让小龙挨饿。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干部及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林某进行批评教育无果。2014年1月,共青团莆田市委、莆田市妇联等部门联合对林某进行劝解教育,林某书面保证不再殴打小龙,但事后依然再犯。同年5月29日凌晨,林某再次用菜刀割伤小龙的后背、双臂。申请人梧店村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某长期对小龙的虐待行为已严重影响小龙的身心健康为由,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小龙的监护人,获得法院准许。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长期关注撤销监护人资格问题。佟丽华告诉记者,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在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有相关原则性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很难得到落实,导致有些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父母没有受到有效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让我们看到,法院充分发挥少年司法能动性,本着保护孩子权益的原则作出相应判决。”佟丽华说。　　这个判决影响深远。　　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监护权撤销案件的相关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林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是在意见出台之前作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判决,开创我国撤销监护权之先例,为意见中有关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及撤销后的安置问题等规定的出台贡献了实践经验。　　记者注意到,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用3个条文对撤销监护权的程序作出规定,而正在讨论大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将细化监护侵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措施,重点对临时监护制度进行设计。　　根据民法总则第36条的规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何挺认为,监护权的确定与监护权的撤销同样重要,撤销之后必须确定一名监护人,不然将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有僵尸条款之称的撤销监护权民法制度近年来被激活,但发挥作用的方式仍显单一　　12岁女孩小芳的母亲在外务工,小芳留守家中由亲生父亲杨某独自监护,杨某竟借机性侵小芳长达数月。2018年12月11日,经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杨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犯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叙永县检察院向当地妇联发出检察建议,启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程序。2019年4月1日,法院判决撤销杨某的监护人资格。　　“悲剧源于监护人的人性丧失,被害人所承受的伤害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办案检察官、叙永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古智敏为小芳的遭遇感到痛心。尽管已将小芳的生父杨某绳之以法,古智敏依然觉得检察机关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应尽一切可能防止杨某利用监护权再次伤害被害人。　　“监护人被判刑不代表监护权当然丧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成为必然的选择。”古智敏认为,监护权被撤销不意味着抚养义务消灭,检察机关将督促小芳的生父杨某履行经济上的抚养义务。　　关于撤销监护权诉讼的提起主体,两高两部监护意见第27条规定了4类,即未成年人其他的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朋好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及社会上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由前款负责临时照料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也可以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提出。　　“撤销监护权的民法制度以前被叫作僵尸条款,这个条款近年被激活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在司法过程中,监护制度的使用仅仅停留在监护权撤销这种极端型案件中,非常单一,希望监护制度未来能够进一步完善。　　“我们正在呼吁完善民法总则的监护制度,把总则里的监护制度细化在婚姻家庭篇,以便将来对司法起到更加细致的指导作用。”马忆南说。　　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优先确保儿童人身安全。对上述困境儿童实行强制报告和举报机制,由公安机关、儿童福利机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共同应急处置,并根据监护人的相关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于确实不宜由原监护人继续监护的,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开展监护干预机制。　　记者了解到,北京一中院正加强建立对监护失格困境儿童的保护措施,积极构建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切实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安全权益。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缺少统一的转介机构,导致资源分散。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处长杨剑此前在司法案例大讲堂上讲道:“儿童权益保护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生活兜底,一个是监护兜底,民政部门提供生活兜底责无旁贷,监护兜底上也没有任何意见。凡是出现监护不到位、监护没落实问题,都要追责。”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中院正在尝试推行强制报告义务,建立未成年人从业禁止人员库,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救助等特殊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应当及时向未成年人保护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并备案记录,逐步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警示系统。　　此外,北京一中院建议从顶层设计优化未成年人保护环境,探索创设国家监护职能的儿童权益代理人制度、强制亲职教育程序,立法建立互联网信息分级制度,全面规制涉未成年人不良网络信息。　　“从法律层面上讲,强制亲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长明白,如果其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北京一中院相关负责人说。（记者张晨）。台湾民众集会：日本政府应向“慰安妇”道歉 日本“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代表藤井实彦去年脚踹“慰安妇”铜像引关注。（“东森云”）新华社台北8月14日电（记者何自力、石龙洪）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上午，近百台湾民众聚集位于台北庆城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前，以活报剧、宣读抗议、递交抗议书等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