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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时期，有一些共同的文学特征。一是都有各自的独特文体。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群雄并起，诸子游说，各呈道术。重在说理的诸子散文和重在叙事的史传散文并驾齐驱，开启中国散文叙事说理的两大传统。两汉时期，辞赋独霸，劝百讽一，铺张扬厉，成一时风尚。建安时期，五言隆兴，慷慨悲歌，磊落使才。二是群才并起，涌现一大批作家。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老庄孔孟，源流有自，儒道墨法兵，各领风骚。两汉时期的辞赋大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一拨接一拨地出现，连成两汉一道文学景观。建安时期，三曹七子并驱文坛，诚如曹丕所言，是“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之后几个文学兴盛期，群体性也很突出，如正始年间有“竹林七贤”，西晋群才，因为相似的审美情趣而成为一个文学群体，尤其是“陆海潘江”。三是不仅出现文学高原，还出现文学的高峰。其中可称得上文学大家的很多，屈原和曹植是最突出的代表。文学高原的时代成因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高原的形成，要从整个时代寻找原因。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运势，必然影响这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具体来说，无非是指当时的人文风尚、政治时局等。春秋战国，诸侯各国想方设法招揽人才，齐国在交通要道开设学馆，楚国扩建兰台宫。孟子和荀子都以贵宾身份受聘于齐国和楚国。稷下学风、兰陵良俗影响久远。纵横游说的诡异风俗促成了邹衍、驺奭、屈原、宋玉等辩说文才。汉初，文儒不受重视。到了汉武帝时期，需要文士们来润色宏业，才筑柏梁台广延人才，开举贤良文学之士。汉宣帝时，承武帝功德，诸文士待诏金马门，如此盛德之事，吸引了许多才人文士，他们的创作热情空前，两汉辞赋之高潮自然形成。唐代陈子昂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李白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都视“建安文学”为文学高原。刘勰认为，建安时期文学高原的形成，也与“世情”和“时序”有关。曹魏时期，虽战乱频繁，但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才学之士投奔曹魏。曹丕也很重视文学事业，称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明代王世贞曾说：“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谢灵运所处刘宋时期也如此，宋文帝刘义隆很欣赏谢灵运的诗书才华。文学高峰的个人成因文学高峰的形成，与特定时代的文学氛围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作家的天资才情、天才创造和特殊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与读者的知音推赏、评论家的慧眼识珠也有一定关系。刘勰说：“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有的作家“思之缓”，有的“思之速”，文思无论快慢，都是建立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之上。“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这一时期文学高峰话语的主要建构方式，是读者推赏和品评。明代许学夷说：“（钟嵘）其言：‘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乃当时众论所同，非一人私见也。”可知，称曹植、陆机、谢灵运为文学高峰，是当时文坛的共同话语。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径。一是神笔与文学高峰的神化。通过一些神奇的故事神化文学大家的形象。阮籍的故事就是显例。《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讲阮籍的才情：“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通过近乎戏剧化的故事突出了阮籍如有神助的才华，《晋书阮籍传》就采信了这个故事。二是美谈与文学高峰的大众化。通过一些佳话美谈来使文学高峰形象大众化，使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如洛阳纸贵的故事。据史载，左思《三都赋》写成后“时人未之重”，但之后出现“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是《三都赋》确实写得好，另外也与一大批名人批注推荐密切相关。史载，“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陈留卫权又为思作《略解》”，这些注序，多嘉勉之词。正是众多名人褒奖推荐，才使得《三都赋》出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这个故事，反映出整个社会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提升，形成了喜欢文学、追捧名作的社会氛围，也加速了文学高峰形象的推广，促进了文学高峰的生成。三是品选与文学高峰的层级化。通过品评和选择，把文学分成三六九等，经过一流评论家的专业评点、比较和择取，真正确立一流作家的地位。突出的著作，是钟嵘的《诗品》和萧统的《文选》。《诗品》共评论122位五言诗人，其中曹植、谢灵运等都位列上品。钟嵘对曹植给予高度评价：“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如果说钟嵘是通过品诗体现自己的艺术观点，萧统则通过选文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文选序》说：“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这里，萧统有自己的选文标准，以“文为本”，“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根据这一标准，入选数目较多的作家当然就是萧统心目中的高峰作家，像曹植、谢灵运等人的作品就入选较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论的成熟期，以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以“世情”“时序”建构文学高原话语，又通过神笔、美谈、品选等路径建构文学高峰话语。这是中国文论史上较早的文学高原高峰的话语建构。（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键词视野下《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成熟期的话语建构研究”负责人、赣南师范大学教授）。建行“政融支付”平台成“智慧镇江”第三方支付统一入口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建行镇江分行在智慧镇江APP开发中，科技赋能，建行政融支付平台成为智慧镇江第三方支付的统一入口。智慧镇江APP是由镇江市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大数据管理局组织，各相关部门实施开发、集成镇江市各类政务和生活服务功能的移动应用软件，是服务于市民的智慧政务平台。智慧镇江APP主要为百姓提供查询办事两大服务。该行在了解到APP无法实现公共事业缴费后，迅速组建营销团队及技术服务团队，为市大数据管理局介绍建行在线缴费一口接入，单一对账功能，赢得了管理局的认可，最终选择使用建行的政融支付平台作为水电缴费、通信费充值等第三方支付的统一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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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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