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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三次快闪书店结束，园区才通知她，最后一个空间可以低价租给她，而她要以每年举行不少于一定数量的公共活动回馈园区。
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小林淳子说，出版社的员工中，最年轻的30多岁，最大的将近80岁，“我们有着共同的信念：记录侵华历史，避免悲剧重演。
这座最早筑于秦昭襄王时期的古代军事建筑，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永载中国革命史册。
“同一家银行搞十来个app，每个app的功能设计和服务重点，我们根本搞不清楚。
不到20平方米的棚屋一住20多年 生于1919年的王文玉，眼看就要在宝华里的老旧平房中度过自己的百岁生日。
我们对这种近乎恐怖主义的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向受伤的内地同胞和香港警员表示深切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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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闸北的“云计算”企业数量较多，区委督查组了解到企业融资问题后，形成搭建两个“科技金融平台”的方案，即成立区域首家科技银行、构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平台，让科技企业在闸北得到更好的发展。 闸北还将督查工作与干部任用相结合，坚持“哪里出成绩，哪里出干部”的导向，使一批执行力强、善抓落实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环球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推进职工疗休养，擦亮“工”字品牌工人疗休养院如何在坚持公益性服务性的前提下“活下去”，而且能“活得精彩”，这是摆在不少地方工会及工人疗休养院面前的严峻课题。
昨日早盘，周大生低开，跌%，报元。
一方面，只有严管才能为干部风气打底。
正是由于房价整体涨幅不大、租金稳步上涨，租金收益率呈现了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