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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0-18 16: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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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明确提出翻地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第一个章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第一次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由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40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会议。大会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参加会议。陈独秀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会要求会后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等。大会在当地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次大会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后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发言。大会制定党的政治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总结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经验,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七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会议的气氛始终是热烈的,代表们的情绪始终是高涨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朝鲜经济建设取得新成就  去年4月,在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提出了“全党全国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路线,标志着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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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伦理要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完全可以有效地将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统统关闭在侦查阶段,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衍生。但现实中,审查起诉往往流于形式,侧重点总是放在有罪起诉的追求上,甚至不惜动用监督权去敦促法院做出符合起诉目标的裁判。2、以司法监督之名强势公诉。严格来讲,法庭是在审判长的主持下有序地展开庭审活动的,但在很多司法实践中,诉讼参与人能明显地感觉到有时候压力来自于公诉人,法庭软弱得如同配角。笔者曾亲眼目睹,在某省某中级人民法院一起有关违法犯罪地下组织团伙的案件审理中,法庭辩论过程中一句让公诉人不快的话瞬间将其激怒,令其打断辩护人的发言,强势要求恢复法庭调查,矛头直指辩护律师,要求查律师的问题,意欲当场将辩护人带离法庭,于此,法庭却听之任之。又如,在某基层法院,庭审刚刚开始,公诉人径直走到旁听席上一个一个审查旁听者身份,越俎代庖行使审判长权力,合议庭只能面面相觑。再如,在某基层法院的庭审现场,公诉人拒绝辩护律师提出的一证一质的要求,自成一体,并且总是对辩护律师表达的意见嗤之以鼻。上述事件无不与强势公诉所关联。造成重起诉轻审查和强势诉讼的原因1、首先,传统的司法政策提倡的是以惩治违法犯罪的一体化的司法体例,责令公、检、法机关必须互相配合完成这一重要使命。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导致了今天的轻审查、重起诉的惯性。公、检、法作为公权力的集体,在司法活动中重点工作是以严惩犯罪为共同目标,在应然背景下相互合作、互相配合,自然疏于彼此制约与监督的法制。2、在制度设计上,特别是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一旦获得检察机关的逮捕核准,司法风险的接力棒从此就移交给了检察机关,由此,强化有罪诉讼程序随即就成了其必然的单行道,后期审查工作便显得没有实质意义。再则,很多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主管检察长均为同一人,但这两个不同程序对证据的要求是有程度性区别的。3、同为朋僚,相煎何益,情同兄弟的司法机关也彼此抹不开情面,在前后司法程序中互不苛求,网开一面,失去了相互敦促的意义。即便有些案件发现确有错误存在,也通常只是走走程序,一笑而过。不仅如此,现实的司法套利空间给了轻审查足够的便利,大凡诉至法院的案件难有被判无罪的。4、诉讼强势还表现为,手执公权力的司法人员不是因为法律知识的匮乏而对司法程序无知,而是权力便利让他们习惯了无视程序。更多的时候,不是他听不懂你的反对,而是他装着已经入睡。他们忘记了国家公诉人的关键词应当是国家,忘却了法庭上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国家的高度与胸怀,而不是公诉人个人情绪的表现。在一些地方,公诉人已经习惯用强势和肆意来惩治犯罪,忽略了人类发明法庭将罪犯公开于法庭、给予他申辩的权利而让其认罪服法的重要意义。不难发现,长期以来,一些国家公诉人在法庭上的强势主要是由于缺乏法律职业共同体可以共享的法治精神,偏爱职权之权;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出于前述审查起诉审查的不严,加上诉讼必须成功的奖惩制度,导致其在动态庭审中的被动而不得不用权力来加以掩饰。该条文中监督一词被很多出席法庭的公诉人严重滥用,让法庭上悬着的那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紧握在公诉人手里,这样的监督俨然已成为一种裹挟。改变当前强势公诉避免错案发生的方案建议1、建议检察院在主管检察长分工时尽量将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两项工作分开管理,从制度设计上避免尴尬。2、建议国家公诉人在行使司法监督权时,不在个案中、庭审时进行现场监督,即便审判活动中有问题出现,也应当于庭后书面向检察机关反映,再由检察机关另行派遣专人予以处理。所有诉讼参与人,都应一起维护合议庭的尊严和法庭的体面。3、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中有关逮捕的过错不归责于检察院。毕竟,在批准逮捕之前侦查机关通常已经实施了刑事拘留,逮捕不是审查起诉的需要,而是继续侦查的需要,是侦查行为的一种延续,责权都应当归于侦查机关,更何况七天的逮捕审查也没有给检察机关充分的查证空间。4、良好的习惯是善良之源,法治就是一种良习。强化公权力机关司法者的法的精神意识,加强法庭主导的责任感,深层理解法庭有责任让每一个人民群众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释法意义,即法庭上要有规矩、守秩序、控辩平等、尊重人权、承认人格,自然能让人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存在。总之,强势公诉或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那面萧墙。2016年第35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坦巴耶夫被控谋杀等罪名吉尔吉斯斯坦总检察长扎姆什托夫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前总统阿坦巴耶夫被指控犯有组织大规模骚乱、谋杀、谋杀未遂、劫持人质及暴力对抗执法人员等多项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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