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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0-15 04: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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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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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钱箐旎)  来源:中国经济网。被通缉的莆田涉黑富商黄志贤参与香港游行?《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巍|北京报道一张疑似黄志贤在香港参与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集会的图片在莆田政商圈流传。当地人称,图中左一身穿浅蓝色T恤男子疑为黄志贤。(莆田当地人士供图)莆田涉黑外逃富商黄志贤最近又有新传闻。日前,一张疑似黄志贤在香港参与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集会的图片在莆田政商圈广为流传。图中男子与黄志贤长相极为相似,身穿浅蓝色T恤,头戴鸭舌帽,出现在一集会场合。据当地传言,该场合为发生在香港今年6、7月间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集会。该男子是否真的是黄志贤?《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将此照片提供给莆田市公安局的宣传部门,相关人士答复称,对于图片内容需要进行鉴别,但目前该市公安局缺乏相关的专业部门。被传潜逃香港早前,5月14日,莆田公安在线发布一组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的通缉名单时,亿万富翁黄志贤赫然在列。他涉嫌非法拘禁。黄志贤被公开通缉之后,《中国经济周刊》刊发深度调查报道文章,详细采访报道了黄志贤的涉黑往事。带铁刺的路障,黄志贤的保安队曾用这类器具与凤凰别墅山庄的业主对峙。(《中国经济周刊》摄影记者胡巍摄)黄志贤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人,上世纪80年代加入香港籍,是香港港峰实业公司董事会主席、香港某商会创会会长,也曾当选莆田市政协委员。很多当地人士认为,黄志贤的香港经历不值一提,因为港商身份只是个空壳子,他的产业都在内地,绝大多数产业就在莆田。虽然是2019年5月发出的通缉令,但当地政商圈私下多指,黄志贤早在2018年9月上旬已逃至香港。莆田市公安局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案件一直在侦办当中,但黄志贤去向等具体细节不便透露。2018年10月间,黄志贤与福建省某重要领导的一张合影在莆田政商圈流传。据一位看到这张合影的莆田商人介绍:图片拍摄于香港,2018年10月份的时候,福建省委组团赴港开展推介交流活动,黄志贤也出现在该活动的一场酒会上,并拉着那位领导拍了一张合照。黄志贤马上把合照发回给莆田的政商界人士,意指自己平安无事,以便继续维持他在莆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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