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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13日公布的美国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普遍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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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酿酒集团董事长李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社会公益事业和企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将社会公益理念融入企业血液之中，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因为在社会和公众心目中，那些重视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形象会更加鲜明亮丽，更受青睐。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称，俄罗斯执法部门履行了他们的职责。据塔斯社8月13日报道，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当天对记者说，克里姆林宫认为警方过度使用武力是不可接受的，但执法机关采取强硬行动遏制骚乱是完全正当的。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执法机构正在履行职责，尽一切努力遏制这些非法行动，并确保合法和授权的活动的安全。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林某作为母亲多次使用菜刀割伤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小龙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小龙的双腿,还经常让小龙挨饿。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干部及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林某进行批评教育无果。2014年1月,共青团莆田市委、莆田市妇联等部门联合对林某进行劝解教育,林某书面保证不再殴打小龙,但事后依然再犯。同年5月29日凌晨,林某再次用菜刀割伤小龙的后背、双臂。申请人梧店村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某长期对小龙的虐待行为已严重影响小龙的身心健康为由,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小龙的监护人,获得法院准许。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长期关注撤销监护人资格问题。佟丽华告诉记者,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在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有相关原则性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很难得到落实,导致有些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父母没有受到有效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让我们看到,法院充分发挥少年司法能动性,本着保护孩子权益的原则作出相应判决。”佟丽华说。　　这个判决影响深远。　　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监护权撤销案件的相关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林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是在意见出台之前作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判决,开创我国撤销监护权之先例,为意见中有关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及撤销后的安置问题等规定的出台贡献了实践经验。　　记者注意到,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用3个条文对撤销监护权的程序作出规定,而正在讨论大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将细化监护侵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措施,重点对临时监护制度进行设计。　　根据民法总则第36条的规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何挺认为,监护权的确定与监护权的撤销同样重要,撤销之后必须确定一名监护人,不然将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有僵尸条款之称的撤销监护权民法制度近年来被激活,但发挥作用的方式仍显单一　　12岁女孩小芳的母亲在外务工,小芳留守家中由亲生父亲杨某独自监护,杨某竟借机性侵小芳长达数月。2018年12月11日,经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杨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犯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叙永县检察院向当地妇联发出检察建议,启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程序。2019年4月1日,法院判决撤销杨某的监护人资格。　　“悲剧源于监护人的人性丧失,被害人所承受的伤害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办案检察官、叙永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古智敏为小芳的遭遇感到痛心。尽管已将小芳的生父杨某绳之以法,古智敏依然觉得检察机关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应尽一切可能防止杨某利用监护权再次伤害被害人。　　“监护人被判刑不代表监护权当然丧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成为必然的选择。”古智敏认为,监护权被撤销不意味着抚养义务消灭,检察机关将督促小芳的生父杨某履行经济上的抚养义务。　　关于撤销监护权诉讼的提起主体,两高两部监护意见第27条规定了4类,即未成年人其他的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朋好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及社会上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由前款负责临时照料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也可以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提出。　　“撤销监护权的民法制度以前被叫作僵尸条款,这个条款近年被激活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在司法过程中,监护制度的使用仅仅停留在监护权撤销这种极端型案件中,非常单一,希望监护制度未来能够进一步完善。　　“我们正在呼吁完善民法总则的监护制度,把总则里的监护制度细化在婚姻家庭篇,以便将来对司法起到更加细致的指导作用。”马忆南说。　　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优先确保儿童人身安全。对上述困境儿童实行强制报告和举报机制,由公安机关、儿童福利机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共同应急处置,并根据监护人的相关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于确实不宜由原监护人继续监护的,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开展监护干预机制。　　记者了解到,北京一中院正加强建立对监护失格困境儿童的保护措施,积极构建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切实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安全权益。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缺少统一的转介机构,导致资源分散。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处长杨剑此前在司法案例大讲堂上讲道:“儿童权益保护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生活兜底,一个是监护兜底,民政部门提供生活兜底责无旁贷,监护兜底上也没有任何意见。凡是出现监护不到位、监护没落实问题,都要追责。”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中院正在尝试推行强制报告义务,建立未成年人从业禁止人员库,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救助等特殊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应当及时向未成年人保护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并备案记录,逐步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警示系统。　　此外,北京一中院建议从顶层设计优化未成年人保护环境,探索创设国家监护职能的儿童权益代理人制度、强制亲职教育程序,立法建立互联网信息分级制度,全面规制涉未成年人不良网络信息。　　“从法律层面上讲,强制亲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长明白,如果其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北京一中院相关负责人说。（记者张晨）。台湾民众集会：日本政府应向“慰安妇”道歉 日本“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代表藤井实彦去年脚踹“慰安妇”铜像引关注。（“东森云”）新华社台北8月14日电（记者何自力、石龙洪）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上午，近百台湾民众聚集位于台北庆城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前，以活报剧、宣读抗议、递交抗议书等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

　　在会上，马蒂斯谈到其6月访华之行，希望中美双方增强战略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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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近期天气炎热干燥，当天早些时候，芒阿基诺地区火灾风险指数上调为“极端”，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完全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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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自2015年起的美联储连续9次加息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很有可能终止，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持续展开。

　　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