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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许晓青、蔡馨逸（参与采写王婧媛）。日本以为机会来了，结果“热脸贴上了冷屁股”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在土耳其被踢出F-35隐形战斗机项目后，原本由土耳其企业承担的部分生产任务也面临重新调整。日本近日正式表示，有兴趣以伙伴国身份加入F-35战斗机项目，以参与生产任务并分享相关技术。但五角大楼直接给日本人泼了一盆冷水。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29日称，日本防卫省整备计划局局长铃木敦夫6月18日正式向美方提出咨询，日本如何才能从F-35战斗机的客户国转变为全面参与F-35项目的合作伙伴。他在信中表示，希望美方能提供关于成为合作伙伴国享有义务与权利的详细信息，以及关于成本分摊、项目审批途径和审批时间的相关信息。　　据介绍，目前美国牵头、多国参与的F-35战斗机项目分为两个级别，第一级别是最初加入该项目的9个合作伙伴国，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土耳其，以及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共同提供研制经费，承担F-35战斗机的生产任务;第二级别是F-35战斗机的用户，主要是后来购买F-35战斗机的国家，例如日本、韩国、以色列等，这些国家只是单纯的用户。近日土耳其因为购买俄制S-400防空系统被美国踢出F-35战斗机项目，使F-35项目的合作伙伴国出现空缺，日本人从中看到了加塞的希望。　　报道称，日本提出了争取美方许可的两大条件：一是日方追加采购大量F-35，把采购数量从42架扩大到147架，日本因此成为美国以外最大的F-35战机使用国。二是美国已允许日本在国内自行组装F-35战斗机，如果美国许可日本升级为合作伙伴国，日本就可以补充土耳其退出后F-35零部件的生产缺口。　　然而，日本加入F-35项目合作伙伴国的要求却热脸贴上了冷屁股。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德表示，他计划本周会见日本官员，日方只能得到失望的答案。F-35项目办公室发言人布兰迪齐夫此前也表示，F-35合作伙伴申请早在2002年7月15日就结束了。五角大楼坚持，只有从研发阶段就加入F-35合作伙伴的国家，在后续的生产、维护和现代化改造阶段，才能获得相关的伙伴待遇。此外，美方也担心日本加塞成功，会导致其他后续购买F-35的国家效仿，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张秦铭）。人民网驻法国记者报道集　　人民日报（People'sDaily）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迁入北京(当时的北平)。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转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沿用了1948年6月15日的期号。　　人民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联系政府与民众的桥梁，也是世界观察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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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而且这显然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