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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前举办的“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下称“服务万里行”）四川站活动启动现场。聆听这场“知识产权服务与产业发展”主题对话的有来自四川省企业、园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与政府有关部门的300多位代表。在接下来3天中，相关人士还可在成都、德阳、绵阳三地参加15场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活动。启动仪式致辞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表示，“服务万里行”活动要充分发挥专利、商标、原产地地理标志的组合效应，紧贴地方实际需求，将专业优质的知识产权服务送达企业，促进高价值知识产权的创造与运用。“成都主打‘地理标志’，德阳关注‘知识产权运营’，绵阳侧重点为‘军民融合与对外交流’。”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副主任杨早林介绍“服务万里行”四川站活动策划思路时表示。在“服务万里行”的成都主会场，郫都区地理标志政策宣讲、知识产权保险工作座谈、知识产权服务公益咨询、四川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及保护中心“开放日”、审查员对话新经济企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进园区高校、发明专利巡回审查、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审理、知识产权服务业研讨等活动一一举行。“最吸引我的是能现场关于审查标准的分享，还有在现场经历一次专利权无效宣告的口审。在日常代理过程中，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参与活动的成都聚蓉众享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谢勇表示，希望借机一窥审查门道。在知识产权实务专题讲座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的专家就“药物晶体发明专利的审查”展开了介绍。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刘睿推介了“创客IP”平台，该平台可以通过数字认证技术进行互联网确权取证，保护技术秘密、版权、商标，进行防御性技术公开、原产地认证与传统知识保护，降低取证成本、及时固定证据。在德阳，有关专家调研了国家军民两用技术交易中心、开展了知识产权服务座谈会。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项目负责人陈超从美、日两国的专利质量发展谈高价值专利培育的必然性，引用具体的商业案例，向企业宣传从专利技术成熟度、独立性、不可替代性、法律价值、市场价值进行高价值专利培育，并就不同类型的技术适合采取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绵阳，来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等机构的专家就“当前背景下知识产权的风险管控”“科技创新中的专利布局”等主题作了报告。长虹电器、丰谷酒业、旭虹光电、好医生药业等近十家企业还就专利挖掘布局、商标维权保护等问题与专家们展开了交流探讨。“‘服务万里行’四川站活动契合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要求，对于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具体重要意义。”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云泽表示，四川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对标国际和全国营商环境评价标准，全面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全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努力形成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本报实习记者邹碧颖)(责编：林露、吕骞)。美丽中国行--旅游频道青海 湛蓝，通透，灵动的茶卡盐湖被冠以“天空之镜”的美称而引得国内外游人纷至沓来，近几年旅游呈现“井喷”式发展。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app不同程度地出现闲置、重复建设等问题，背后是app建设中常见的三个误区： ——功能分散、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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