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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与金正恩委员长还一致同意加强战略沟通，及时就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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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斯蒂芬·迪克森：这款飞机将不得恢复商业运营，直到我完全确信这样是安全的。

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

而如何快速冲过野蛮生长期，打破“有品类、无品牌”现象，需要有关部门、企业、协会组织多方合作，多措并举，推动产业良性发展。

一是要充分认识做好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党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这次展览以公立博物馆中经张伯驹鉴藏的古书画为限，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三部分，每部分之下按照文物的时代排序。

”同时，学校鼓励教师考取技能证书，报销教师考取技能证书所花培训费和考证费的80%。　　探索自主聘任实现双向流动　　目前，各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迫切。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智库技工教育专家荀凤元指出，有些特种技能岗位出现“千工好招一技难求”的局面，甚至职业院校也同样出现高技能实训指导教师严重匮乏的问题。　　为破解这一痛点，有职业院校在人才引进制度上进行探索，采取自主聘任兼职教师、业界精英等办法，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和职业院校教师双向流动。　　今年6月，福建莆田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中，多了两位技能大师。由莆田市人社局命名的许元潘、林伟国玉雕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学院同时挂牌成立。从业30多年，身为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的许元潘，成了学院客座教授，跨界驻校担任学院的实训教师。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许冬红介绍，大师工作室由学院提供经费、场所、教学耗材、实训设备等，大师跟学校教师一样要“坐班”，保质保量完成规定的授课课时，并带动学生踊跃投身创新创业和技能竞赛。在工艺美术学院确立“实践为主、创意为核”的课程体系中，由大师主导的实践教学总量达70%。　　同时，不少院校有计划地安排专职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提高实践技能。陈乐平介绍，除了从企业引进高技能人才兼任学校教师，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也鼓励教师到企业兼职，或脱产1年到企业任职，成为“访问工程师”，进而将相关的项目、经验带入教学中，实现双向流动。　　为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黄伟日前表示，下一步将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职教教师专业标准体系，建立“双师型”教师资格准入、任用管理制度，全面落实教师5年一周期的全员轮训，并探索建立新教师为期1年的教育见习和为期3年的企业实践制度。（记者于灵歌）（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来源：工人日报。乌兹别克斯坦将给予包机赴乌旅游外国游客补贴　　新华社塔什干8月14日电(记者蔡国栋)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13日签署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总统令，自2020年1月1日起，乌将为包机赴乌旅游外国游客提供补贴。　　该总统令规定，补贴数额将根据季节而定。从3月至11月初旺季期间，每位外国游客补贴20美元;从11月20日至次年2月淡季期间，每位外国游客补贴50美元。

“拍完这部戏，我长了20多斤，而且我很投入、很认真地在吃。

　　老玩家和新面孔　　你可能从未听说过浙江慈溪，但中国60%的家庭都在使用这里出产的电风扇或取暖器。

”项目总工程师张宁回忆道。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