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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具体政治生活中，协商民主在根本上是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最大程度地掌握在民众手中，是判断协商民主的重要依据。话语权是一个外延十分宽泛的概念，西方理论界和国内学术界常在多种语境中使用这一概念。例如，在阐述其文化领导权理论时，葛兰西将话语权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的强制性统治，用以指称被统治阶级自愿服从统治阶级在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在福柯看来，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同时又产生权力，话语本身也是一种实践的权力。国内学术界除针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话语权分析外，还常针对某些阶层、群体、公共事务或结合互联网尤其是博客、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话语权分析。所谓民众话语权，是指民众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自愿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理性表达，合理监督，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并获得及时反馈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话语权的主体是普通民众，即民众个体和由个体组成的各类阶层、团体和群体，如农民、农民工、市民、企业职工以及各种形式的网民群体。客体包括三个方面，即自愿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理性表达，合理监督的权利；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影响的权利；获得及时反馈的权利。民众话语权是从现代政治意涵角度对话语权的限定和阐释，强调普通民众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民众话语权与政治参与是一对相近概念，二者都以普通民众为主体，都以公共决策为中心，都受制于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制度设计和政治文化。二者往往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民众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需要通过合法政治参与得到实现。二者也存在明显区别，如民众话语权是一种权利，而政治参与是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过程；民众话语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不存在合法与否的问题，而政治参与既包括合法的参与，也包括法律规定外的参与。就目前而言，普通民众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充分的政治参与机会，但民众声音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脱节和非连续现象却依旧突出。建立政治参与与公共决策之间的长效沟通机制，是实现民众话语权的必要条件，也是扎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题中之义。协商民主必须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民众话语权实现的基础之上。缺失了民众话语权的政治参与必然流于形式，也产生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实践。民众话语权的实现程度决定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深刻影响着协商民主实践的成功几率和最终效果。事实上，民众话语权是协商民主的一个核心要素和重要判断标准。有些改革实践，如大部门体制改革、行政审批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与民众话语权关联度较低，不应纳入协商民主范畴。而民主恳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市民服务热线等改革实践，与民众话语权关联度较高，属于民主政治实践，但是否属于协商民主范畴，还应结合协商民主的特征进行判断。偏好转换与协商民主无论何种形式的民主都以达成共识为目的，但达成共识的方式却不尽相同。选举民主主要依靠偏好聚合来实现，协商民主则更加强调偏好转换。偏好聚合是达成共识的常见形式，在具体政治生活中多与投票、选举联系在一起，其优点是简单实用、成本较低，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多数决原则下少数意见易被忽视，过于注重聚合结果而忽视过程，聚合结果并不必然符合最佳选择，在达成共识的同时容易掩盖深层次矛盾等。偏好转换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上述问题。偏好转换建立在地位平等和理性沟通基础之上，参与者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见解、诉求；在相互讨论中权衡自己和他人的观点，或坚持自己的观点，或接受他人的观点，或产生新的想法，最终达成共识。与偏好聚合相比，偏好转换更适应经济社会结构、利益诉求、价值追求的多元化趋势，能够赋予参与者自由、平等表达的机会，更加注重共识的形成过程而非结果，更容易形成最佳选择，也更容易发现并解决深层次矛盾。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而言，偏好转换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有利于公共精神和良好政治文化的培养。从现实情况来看，公共精神的相对欠缺和非理性的政治参与文化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政治发展都会造成消极影响。与偏好聚合重结果轻过程不同，偏好转换为民众提供了难得的表达、对话、思辨的机会。要想达成共识，参与者就必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作为出发点，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严格按照协商规则参与话题讨论。这对于提高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协商能力，培养公共精神，形成理性包容的政治文化都大有裨益。偏好转换是区分协商民主与其他民主形式的主要依据，也是判断改革实践是否属于协商民主的重要依据。有些情形与民众话语权关联度较高，但并不包含明显的偏好转换过程，因而不应纳入协商民主范畴。例如，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是通过整合城管、市政、环保等38条政务热线而开通的一条多功能公共服务热线。截至2014年底，日均受理电话8000多个，通话时长436小时，日均受理市长（省长）信箱41件、短信73条、微博39条、微信54条。热线还通过对民众诉求进行分类整理、综合研判，以“呈报件”等形式服务政府决策。应该说，这属于典型的民众话语权实现，是一种民主政治实践；但在整体上缺少偏好转换的过程，因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实践。能够明显体现出偏好转换过程的协商民主实践，典型案例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江苏南京六合区的“农民议会”、四川遂宁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这些地方实践为民众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公共平台，民众借此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和更具说服力的观点，在理性沟通和思辨中实现偏好转换并最终达成共识。总之，典型的协商民主实践应当包括两个核心要素，即一定程度的民众话语权实现和运转良好的偏好转换。2015年初，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归纳了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共7个协商渠道，以及网络空间中的协商民主实践，都可以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判断。（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规划特别委托项目“舆情表达机制建设与协商民主体系构建”、2015年度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协商民主的具体实现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啤酒节激情澎湃 青岛啤酒“群英荟萃”（图说：青啤黑啤、纯生、原浆、纯生）有一种啤酒被称作“只有酿酒师才能喝到的啤酒”，那就是原浆啤酒。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警方消息称，在非法集会期间，有1074人因各项违法行为被警方拘留。
2016年，其上级企业同意该公司实施车间废气治理改造，并分两期拨付资金240万元。
“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是服装造型不管变化有多大，新裤子还是新裤子，刺猬还是刺猬，不会给人感觉是另一支乐队。
如果其他地方都在使用同一个不合理的规定，难道不合理的规定用在此地就合理了吗？“亚洲一致”不仅从逻辑上没有任何辩解效力，反倒点出了亚欧美之间的规定差异：凭什么欧美人带得，亚洲人带不得？ 要说食物味道、要说公共卫生，中日游客未必就与欧美有多大差距。
当毛泽东同志登上六盘山主峰之一的牛盘山顶，想到红军北上即将到达陕北，顿时心旷神怡，诗兴勃发，吟诵成章，后经多次修改，成为今天脍炙人口的《清平乐·六盘山》。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缺少统一的转介机构,导致资源分散。
本届博鳌汽车业领导人圆桌会议主要讨论全球经济和行业现状将如何塑造汽车工业的未来及全球汽车制造商如何调整应对新的机遇和风险。 。三部门三个月两提车电分离 新能源汽车后补贴时代换电模式被热捧补贴退坡后的第一个月，新能源汽车价格上调，7月份销量骤降在预料之中。日前，发改委等三部门再次提出，要推广车电分离以降低购车成本。这已经是三部委在三个月内第二次发文强调车电分离。随着补贴退坡，因为在换电模式下，用户不用支付电池成本，导致购车成本降低40%，因此，在今年以来逐渐被资本热捧。三部门三个月两提车电分离近日，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在《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中强调，要推广新能源汽车电池租赁等车电分离消费方式，降低购车成本。这是三部门三个月内第二次提车电分离。早在6月初，三部门就提出上述方案并表示，发展车电分离消费模式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继续支持“充换电”设施建设。值得一提的是，7月31日下午，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在杭州主持召开“电动汽车换电模式座谈会”，伯坦科技等车电分离运营企业以及相关换电汽车企业对换电模式进行了交流。实际上，车电分离和换电模式并不是新鲜事物，但在今年以来却被频繁提及。“电动汽车是一个政策驱动型行业，除了换电自身的优势外，外部的政策鼓励也是换电开始热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伯坦科技CEO聂亮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新能源补贴大幅退坡、2020年退出的背景下，车电分离模式作为一个获得主管部门认可的商业模式，对于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初始购置成本、提高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很有帮助。车电分离主要包括换电、电池租赁等两种形式，此前并不是一个被明确鼓励的方向。据了解，在新能源汽车能源补给的基础设施中，存在换电与充电两种技术路线。“充电与换电，这两种车用能源补给方式各有所长，是相互补充而非单纯竞争的关系。”青域基金创始合伙人徐政军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所谓换电是指动力电池集中存储在能源站，能源站负责对动力电池统一管理和充电，通过全自动或半自动机械化设备，为电动汽车快速更换动力电池，补充电能的一种方式，换电时间通常为3分钟-10分钟。目前主要应用在公交、环卫、出租、分时租赁等领域。补贴退坡后换电模式大热从6月26日起，新能源汽车补贴整体退坡超50%，并取消地方补贴。受此影响，新能源汽车7月份销量大降。而在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的同时，今年3月份，国家四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要求地方补贴从补贴整车转为用于支持充电（加氢）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和配套运营服务等方面。一方面，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腰斩，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相比，愈发没有竞争力，这使得新能源汽车企业不得不思考如何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国家开始加大对充电基础设施的补贴力度，不论是对于车企还是其他资本来说，从充电领域入手无疑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换电模式开始大热。根据青域基金的研究，相比充电模式，车电分离的换电模式具备可以能源补给速度快、降低购车成本、解决电池残值忧虑、消除充电焦虑、实现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等多优点。其中，降低购车成本至关重要。在车电一体的传统模式下，电动汽车的价格要高于燃油车，主要是占整车成本40%左右的动力电池成本过高。如果用户在购买电动汽车时无需支付电池的成本，不仅会降低电动汽车的初始购置成本，而且会消除对电池使用过程中的顾虑。在2020年电动汽车的补贴取消之后，这种基于车电分离的换电模式电动汽车会更具备竞争优势。徐政军认为：“在补贴退坡和即将取消的时代，换电的这一模式优越性会凸显出来，这也是我们坚持下注换电的原因。”尽管换电模式的优势明显，但是这些年，其一直没有被推广开来也有很多原因。“换电运营商对车企的整合能力不够。”徐政军表示，在动力电池没有标准化的前提下，不同车企、不同车企的不同车型之间，使用的电池包完全不同，这就要求换电站运营商储备并管理五花八门的电池包，极大地提高了运营成本，降低了运营了效率。但目前，包括伯坦科技在内的企业已经可以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但今年以来，有不少车企都找到聂亮，谈关于换电模式的合作问题。业内认为，在政策对充电等基础设施的支持下，换电模式或将成为未来资本探索新能源汽车降成本的途径之一。但能否得到大规模推广，还有待观察。(责编：黄玲丽、陈键)。悠悠夏日长，小扇引微凉王昌龄《长信愁》诗：“奉帚平明秋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杖扇新录》载：近世通用素绢，两面绷之，或泥金、瓷青、湖色，有月圆、腰圆、六角诸式，皆倩名人书画，柄用梅烙、湘妃、棕竹，亦有洋漆、象牙之类。名为“团扇”。圆形或近似圆形扇面，扇柄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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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关朝美峰会的准备工作也在继续协调中，韩国外长康京和1日上午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双方就近期朝美对话与今后局势发展深入交换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