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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画上题款也说明了苏卧农创作此画的意图：“一千九百五十年五月十四日，首都各界人士隆重举行响应保卫世界和平宣言签名运动大会前，放象征和平白鸽三十四，飞翔上空。
经调查取证工作，专案组在充分掌握犯罪证据后决定收网。
凌晨入睡，早上八九时起床，这样的作息时间是他写论文期间的常态，几乎未改变过。
那么火箭是如何转弯的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飞天的梦想，嫦娥奔月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而在现实生活中，世界上第一个尝试飞天的当属明朝的万户。
2019年以来，俄罗斯不少经济数据表现抢眼。
在景德镇，国内顶级的陶瓷工艺大师指导我们实践，看着自己的陶瓷作品烧制成型，感到特别幸福。
一些航空专家对民航客机被击落时处于1万米高空的说法抱有怀疑。
(责编：尹星云、高星)。对话企业家——添田武人讲述索尼互娱的中国缘快问快答问：您一说话就是一口儿京腔，能否跟我们聊一聊您和中国的情缘？答：我确实是一个外国人，我的父母是日本人，但是我是在中国生长，大学毕业以后才回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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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知道党所领导的事业必定会取得成功。
会议强调，消费者遇到快递末端违规收费的情况，可拨打省会区号+12305进行投诉，各级邮政业申诉中心将接听消费者电话及投诉问题线索进行单独记录，并移交邮政管理部门，邮政管理部门将及时调查处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将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督促整改。
尽管有着70年历史，但《河北日报》却并未变得固守常态，相反，在特刊的最后一版，《70年，我们守正创新，风雨兼程，与未来相约——从新出发，逐梦新时代》中，通过报纸微博、公众号等截图，《河北日报》展现出了其聚焦新时代媒体变化，除了内容，在形式上也紧跟时代、保持活力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