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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2-16 21: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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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兰州和河南郑州分别发生了“小偷”勇救落水女童和“小偷”勇救发病老人事件。这类道德现象的发生与传统的“行为一致性”观念相矛盾,引发我们对不道德行为发生后内在心理机制的思考。不道德行为之后是补偿行为,还是一致性行为对于不道德行为之后会引发当事人怎样的后续行为,研究者们说法不一,研究结果也出现分歧。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马顿斯教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做了不道德行为,接下来将会做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即“一错再错”现象。这一研究结果也反映了古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猫改不了偷腥”等思想,马尔德和阿奎诺将其称为“行为一致性”。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消极特质或不道德行为的启动,会激发人们随后做出道德行为来弥补自己所犯的错误,以消除内心的不道德感,这种现象被称为“道德补偿”。哈佛大学基诺教授研究发现,在实验初期欺骗他人次数较多的被试,后期倾向于做出更多的道德行为。荷兰心理学家乔丹研究发现,回忆了曾经做过的不道德行为后,当事人会做出更多的道德行为。美国心理学者泰洛克等人研究发现了类似结果,即在实验初期的道德决策情境中,选择付费给穷人以获取他们身体器官的被试,在之后设置的道德情境中更愿意捐献器官或者做一名志愿者。对于前文叙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未来需要探明其中的微观心理机制,来进一步解释不道德行为是如何引发当事人的补偿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两种不同现象的。道德认同影响不道德行为之后的行为道德认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通常也是道德感的指标。马尔德和阿奎诺的最新研究表明,道德认同是上述分歧的关键因素,即道德认同高的个体,在做过不道德行为之后更倾向于做出补偿行为,而道德认同低的个体,在做过不道德行为之后,会做出后续不道德行为。对于道德补偿的解释机制,心理学家认为,不道德行为会导致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受到威胁,当事人会倾向于通过道德行为或者道德洁净行为来修复道德自我概念。道德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品行的认识,包括自我道德评价、自我道德形象、自尊心、自信心、理想自我和自我道德调控能力等方面。然而,根据马尔德和阿奎诺的研究结果,可能的解释机制(如图所示)是,对于道德认同高的个体,不道德行为容易与其道德自我概念产生冲突,威胁到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从而产生道德补偿行为以修复原有的道德自我概念;对于道德认同低的个体,不道德行为不容易与其道德自我概念产生冲突,不会威胁到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从而使得个体往后会继续做出不道德行为。由此可见,在道德教育中要重视道德认同的特殊作用。在管教犯错误的人方面,非洲的巴贝姆巴部族所使用的方法便蕴含着利用道德认同来促进道德补偿行为的思想。当部落有人犯下错误,族长会让犯错者站到全族人中间,让德高望重的人及部落成员对其进行真诚的赞美,赞扬他曾经为部族作过的贡献,表扬他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并对他的犯错表示深切的惋惜。如此一来,犯错者会从心底发出诚恳的忏悔,改过自新。因为他知道,在族人心中,他是一个优秀、善良的人。对德育实践的启示性意义不道德行为之后的微观心理机制和“巴贝姆巴”式教育对我国德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首先,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大时代背景下,应该重视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的核心作用。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在开展道德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组织“志愿者服务”、“感恩教育”等活动使公民在实践中感受关爱、领悟崇高、体验诚信、感恩他人,积极引导人们将已有的道德体验加以概括总结,并将其融入到其人格特质中,形成稳定的道德认同。其次,对于道德认同较高的人,不能因为其偶然的错误就对当事人失望,要给予补偿和改过自新的机会,以维护其原有的高道德认同。对于道德认同较低的人,可以将其所犯错误作为一种促进情感发展的教育资源来进行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认同水平,从而促进其道德行为。对于偶然犯错的高道德认同者,在学校教育中,不必过度夸大事件,可以给当事人提供补偿的机会,从而维护其道德自我概念和自尊心;在企事业管理中,不宜对其贴标签,应该在企事业管理的容忍范围内,给予谅解。对于屡次犯错的低道德认同者,在学校教育、企事业管理和罪犯改造教育中,可以通过各种活动体验、情感培训等方式着力提高当事人的道德认同水平,诱发不道德行为与个体道德自我概念之间的冲突,促使其补偿行为发生,达到改过自新的目的。(本文得到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国家青年基金课题(CBA120107)资助)(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这位“85后”姑娘创业有把“刷子”杨洋正在制作刷头上粉底、扫腮红、画眼影……化妆当然少不了化妆刷。大号的化妆刷用来上散粉,中号的用来扫腮红,小号的正好画眼影……在众多行业中,化妆刷制造并不起眼,但是一把小小的化妆刷也能“刷”出一方产业,甚至带动上万人就业。“85后”姑娘杨洋就在化妆刷上下足了功夫,她的团队研发的化妆刷远销世界45个国家,年销售额超2亿元,成了行业数一数二的好产品。1989年出生的杨洋毕业于江西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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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剧《恋爱先生》的译制工作已进入尾声。译制中心的配音演员们正加班加点,力争能在5月播出该剧。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国时,中蒙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加强影视剧制作、播放、交流等方面合作的协议。2015年,中国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卫视频道成立驻蒙古国影视剧译制工作室,负责落实中蒙两国相关合作项目。2016年,中国影视剧喀尔喀蒙古语译制中心在工作室基础上成立。中方5年内将向蒙方免费提供25部中国优秀影视剧译作,同时承担“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项目的实施。  据译制中心负责人阿古拉介绍,译制中心已经译制32部共1476集中国优秀电视剧和4部电影,在蒙古国多家主流媒体播出了27部1181集电视剧和2部电影。短短4年多时间,蒙古国电视剧市场出现了“中国热”。“相信《恋爱先生》的播出将在蒙古国掀起新一轮中国剧收视热潮。”阿古拉充满期待地说。他表示,译制中心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取得如此好的成绩,除了中蒙两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外,离不开一群敬业、专业、辛勤传播中国文化的蒙古国导演、翻译和配音演员的辛勤付出。  “翻译中国电视剧是一种享受”  翻译道尔吉分享了心得体会:“我们翻译的中国电视剧主要分为古装剧和现代剧两类。中国古装剧的台词文雅,常运用很多成语和谚语,翻译时需要保留原意并转换成蒙古国谚语表达,这样能帮助观众真正理解其含义。中国现代剧常用网络流行语,翻译时我们便会结合蒙古国的流行语。”  道尔吉今年30岁,已是译制中心的金牌翻译。他大学本科学的是会计,但工作两年后决定学习中文。道尔吉就读于蒙古国光明外语学院,师从蒙古国著名汉学家包勒德巴特尔。接触中文6个月后,他就尝试阅读《三国演义》,一年后开始协助导师翻译中国电视剧。道尔吉在译制中心已翻译200多集中国电视剧。  道尔吉说:“我很喜欢中文,喜欢中国电视剧翻译工作。翻译中国电视剧是一种享受。”在翻译过程中,他时常感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内涵又与时代一起发展、不断丰富。百闻不如一见。去年11月,道尔吉带着全家到北京和广州旅游。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发展令他们赞叹不已。  译制中心共有12位配音演员,其中还有一对夫妇。妻子叫布尔根,被称作“海清专业户”。顾名思义,中国演员海清出演的角色都由她来配音,比如《小别离》《王贵与安娜》等。  布尔根毕业于蒙古国电影学院表演系,大三到乌兰巴托电视台实习,开始涉足配音领域。译制中心出品的32部中国电视剧,布尔根都参与了配音。去年,布尔根把做主持人的丈夫巴特呼斯楞也介绍到中心做配音工作。夫妻二人在多部戏中为夫妻或恋人角色配音,默契有加。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9岁,已经在学校选修中文。  “激励奋斗的题材在蒙古国青年中引起了共鸣”  译制中心蒙方导演巴特其其格曾在蒙古国国家电视台工作多年,1993年开始从事配音工作,1996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巴特其其格从业经验丰富,可以说是蒙古国影视行业发展历程的见证人。她说:“译制中心配备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配音设备,带来了专业的影视译制理念。感谢译制中心不仅把中国文化带到了蒙古国,同时为蒙古国培养了一批专业影视译制人才。蒙古国观众观看外国电视剧从此告别了解说式配音时代。”  布尔根谈到配音体会时,也有类似的感受:“和解说式配音不同,中国电视剧的配音要对口型,根据剧情把角色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出来,就像自己在表演一样,很有挑战性。与此同时,这种方式让配音水平提高很快。观众也喜欢这样专业的配音,感觉剧中的演员就是在说蒙语。这是中国电视剧在蒙古国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中国电视剧质量很高,贴近生活。剧本充满正能量,对年轻人有很好的教育意义。比如《北京青年》这部剧,反映出青年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创造光明未来的故事。中国电视剧对友谊和人性都做了极好的诠释,激励青年人为美好生活奋斗。激励奋斗的题材在蒙古国青年中引起了共鸣,适合发展中的蒙古国。”巴特其其格高度评价中国电视剧。  巴特其其格表示:“中国的电视剧从剧本、拍摄到演员表演都很专业。为这么多部剧配音后,我对《平凡的世界》和《鸡毛飞上天》印象特别深刻。剧情自然不夸张,充满生活气息。它们都是通过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化,反映国家的发展历程,生动讲述了国家由个人组成,然后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来推动国家发展的故事。”  “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根据收视率统计,《大丈夫》《结婚前规则》《冰与火的青春》《父母爱情》等中国译制电视剧收看人数均超过10万人次。其中《大丈夫》收看人数达到55万人次,刷新了此前译制外国剧在蒙古国的收视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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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陆军军医大学士官学校教务处处长、此次演习中担任急救分队队长的王营看来,无论是我军还是外军,卫生士官都是实施现场急救的主体。在战时,他们位于战场救治的最前沿,是一线官兵健康和生命的“守护神”,关系到能否让伤员在“白金10分钟”内得到有效救治、在“黄金1小时”内被后送至医疗机构,关系到能否最大限度地降低死亡率和伤残率、能否最大限度保持和激发官兵战斗意志。走下演习场的门延科已是浑身湿透。虽然疲惫,他却难掩兴奋:“这次联合演习中,很多平时积累的战场急救知识,都得到了近似实战环境的检验。”“这个小伙儿不简单!”王营介绍说,作为一名士官教练员,门延科承担了《战伤自救互救》和《战伤急救技术》课程教学,年授课达600余课时。近年来,他参编教材8部,编写教学论文3篇,制作了全军发行的战伤自救互救微课程,所在教学团队被学校评为2018年度优秀教学团队。“卫生士官的天地能有多大?”面对提问,四级军士长张小许感慨地说:“借军改的东风,从2017年开始,卫生士官在编制上有了明确岗位和相应专业。同时,学校也为卫生士官开设了战救、护理、药学、检验等9个专业,在培养上更加细致严格。我自己先后通过了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初级士(师)、中级放射主管技师考试、CT技师考试、MRI技师考试。这次能有机会出国参加演习,充分体现了对我们卫生士官队伍建设的认可。”时间就是生命,战场上尤其如此。在装备交流环节,李浩、李滔、徐浩三位卫生士官随身携行的卫生员背囊,得到了德方的点赞。打开卫生员背囊,只见里面有止血、通气、包扎、固定、输液、药品、工具等7大模块,徐浩介绍说:“这些模块能够保障卫生士官在战场一线的‘白金10分钟’内,对可能导致致命伤的大出血、气道堵塞等做出有效处置。这是近年来我军着眼实战化要求努力提高一线救治能力的重要成果。”6人中唯一的女性任斌注意到,德方野战二级医院一半以上的岗位都是由卫生士官担任,地位非常重要。同时,相对于我军卫生士官目前开展的大专教育,德军卫生士官的本科教育模式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跨出国门走上联演场,实地与外军切磋交流,让6名年轻的中国卫生士官收获满满。他们表示,这次演习对卫生士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精通现场急救,还要熟练掌握现场组织指挥、卫生装备使用与维修,以及防疫、驾驶、通信等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下一步,他们将把此次参演的收获转化为课堂实践教学内容,更好地实现课堂与战场的对接。(责编:陈羽、黄子娟)。中秋假期第一天火车票今日开售 17日可订返程车票--旅游频道原标题:中秋假期第一天火车票今日开售17日可订返程车票  从今天起,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和电话购买9月13日中秋小长假首日火车票,8月17日可订购中秋小长假最后一天的返程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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