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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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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中，一些药店租用执业药师证、药师“挂证”不在岗的现象依然存在。 药店“租证”“挂证”等现象，与执业药师供不应求有很大关系，全国执业药师的缺口较大。“挂证”药品零售企业、中介机构与持证人员，在利益驱动下各取所需，加剧了“人证分离”乱象滋生蔓延。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加大对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挂证”行为的整治力度，严格查处骗取、转让、借用、伪造执业药师资格证的个人和企业。同时，建立长效机制，建立执业药师“挂证”黑名单，让不良执业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1938年，新四军一团在铜陵、繁昌地区开展敌后武装斗争。1942年2月，饶惠谭任新四军二旅第四团（后为四十八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先后参与指挥了多次反“扫荡”战斗，以及长兴战役、周城战斗等，屡建战功。1946年，饶惠谭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旅副旅长。1947年，调任渤海纵队十一师（后改为33军99师）副师长，后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三军九十九师师长。参加了淮县战役、周村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在渡江战役中，他首批渡江，冒着敌人炮火冲上南岸，指挥部队攻占荻港。上海解放后，99师改编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公安第十六师，饶惠谭任师长。他和同志们一同担负起了以上海市杨浦工业区为主的繁重警备任务，不辞辛劳地为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奉献自己的力量。1952年，饶惠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参谋长。1953年3月21日，第二十三军指挥所遭到敌机轮番轰炸，饶惠谭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1955年，饶惠谭的遗骸从朝鲜迁回祖国，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国家发改委召开稀土企业座谈会听取对推动稀土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 本报北京6月5日电（记者丁怡婷）6月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司局召开稀土行业企业座谈会，听取重点企业对推动稀土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 参会企业表示，我国稀土企业集团组建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大企业集团主导的产业格局初步形成，应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性能大幅提升，超高纯稀土金属和化合物、高性能稀土合金等关键制备技术取得突破，稀土行业初级产品为主、深加工落后的局面逐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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