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彻底消除快递末端收费乱象,还需要行业、消费者共同参与。
此前,一些机构采取封闭、体罚等极端手段治疗“网瘾少年”的案例,曾引发巨大争议。
这警示人们,全球气候变暖及其造成的危害不是不确定的未来,而是摆在眼前的现实。
我自2012年专心做民国教育的材料整理,至今已七年,虽然没作出多少贡献,但在自己看来,还是有点儿成就感的,至少个人对该领域某些问题的理解,会比之前深入。我想,再努力若干年,在民国教育方面,我还会有所进步的。上述讲的是读书的两点体会——“跳出舒适区”“由博返约”。如果说,读完一本新领域的书,有如发现了未经欣赏过的风景,那么啃完一部艰深的名著,就仿佛攀上一座人迹罕至的高峰,眺望到了更辽远的地方,看清了许多以前令自己感到迷惑的东西,也增加了自我读书的自信心。无论新遇的风景,还是远眺到的风光,我觉得都比长期原地打转带给人更多的感官之乐与思想之美。要“反己与体会”国学大师钱穆年轻时的读书经历颇有借鉴价值。当时钱穆在无锡的鸿模小学任教员,有位同事(也是钱穆的小学与中学的同窗)叫沛若,为人好学而忠厚善良。他曾对钱穆说:“你喜欢读《论语》,里面有一条写着:‘孔子所谨慎小心的事有三件:斋戒,战争,疾病。’现在你患了伤风,虽然还没严重到发烧,但也是病。可以不必紧张,不过也不能麻痹大意。应该依照《论语》说的那样遵守小心谨慎的‘慎’字,不让病情加深,那么过几天就会自愈了。”钱穆一听如醍醐灌顶,从此以后,读《论语》,开始逐字逐句地“反己”,务求“从日常生活上求体会”。钱穆从沛若话中悟出的这番体会,恰恰道出了读书的根本所在。读书固然可以不求甚解、自娱自乐,但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对于教师,仅此而已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跳出书本,返回自身,反省自我,省察人生,从而不断提升个人的学业与修为。否则,为读书而读书,读书的价值就难以获得充分的表达。对教师而言,“反己与体会”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反思自己平时的教育教学行为。读教育类书籍,要把书中的理念经过融会贯通之后,尽可能地融入到日常实践中,而不是理论是理论,课堂归课堂,成为彼此分离的两张皮。比如,罗素提出,教师应该把学生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我常反省自己:教学中,我是否太偏重学生的分数,而忽略了其他?我是否为了提高自己学科平均分的两三分,而剥夺了学生休息的时间与独立思考的空间?又如,当领导以考上“985”名校的标准来衡量一个教师教学的成败,我是否能坚守自己的教育信念与标准,对领导的功利行为大胆说“不”?进而言之,我能否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对某本书中的某个教育理论也提出疑问,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反己与体会”的第二个层面——也是更高的层面,就是把书本理论化入自我的生命体验。我主张,读书即读人。这里的读人,既包括“读”作者,也包括“读”自我。所谓“读者”二字,在我看来,乃是“读自己”。带着这样一些理念去读书,就能把书与人、过去与当下、外部世界与内在心灵,把僵硬单一的知识与柔软丰富的人生,联结起来,并产生某种呼应。此刻,捧在手里的每本书,都因之而拥有了跳跃的脉搏,而读一本书,就是跟自己的灵魂进行一次真挚的对话。我从事民国教育史料梳理工作的这些年,虽然出版过几本小书,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曾在《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一书的《后记》中写道:读什么书,等于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些年专注于民国人物的阅读,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半个多世纪之前,和一群智者相处相知,眼见他们在大时代的浪潮中起起伏伏,感受着他们的悲悲喜喜。他们的一言一行,感染着我,滋养着我。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很多东西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比如教育观、价值观、生死观、人生态度等。至于民国时代的那些教育细节,它给我的启示就更多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读、编、写过程中获得的“奖励”,也是任何课堂和其他书籍所不能给予我的。读书半生,人到中年时终于读出这点儿味道,也可算是没白读吧。以上读书“三要”,纯属一己之感受。古人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面对书架上顶天立地的好书,为了不负它们,也为了不负自己未来二三十年的余生,今天写下它,权且当作自己读书的座右铭。(作者系中学特级教师)(责编:实习生(曹雯)、熊旭)。公车改革 整治“车轮上的腐败”党中央、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机关本级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今年上半年完成,力争今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中央企业集团总部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但在印巴的克什米尔之争中,印度却更重视以实力和实控说话,排斥第三方和国际社会的介入。
应针对受训对象专业和水平现状,选择高于其现有专业课目水平的较高条件,如专业升级训练、装备限时检验性考核、轻武器应用射击、身体极限条件下训练等,使其在相对拔高的条件下夯实基础、提升实战能力。
声明还说,双方约定在未来两周内再次通话。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8月13日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3日晚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
供图/视觉中国。禁带外食翻包检查越界 中消协支持大学生对上海迪士尼诉讼人民网北京8月14日电(记者薄晨棣白真智)近日,因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入园且要翻包检查,上海迪士尼乐园(以下简称“上海迪士尼”)被一位法学专业大学生告上法庭,事件引发热议。上海迪士尼对此回应称,外带食品与饮料的规定,与中国大部分主题乐园以及迪士尼在亚洲的其他目的地一致。记者了解到,美国和法国的3家迪士尼乐园并没有禁止消费者携带食物进园的规定;日本东京迪士尼的中文官网上,则没有完全禁止游客自带饮食。而上海迪士尼规定,不得携带食品、酒精饮料、及超过600毫升的非酒精饮料入园。上海迪士尼“禁带外食”的强制规定合理吗?“翻包检查”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消费者权益?13日,针对公众关注度较高的焦点性问题,强国论坛记者对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专访。容易越界的自主经营权根据上海迪士尼规定,游客可在园区内选择由迪士尼提供的餐饮服务,而自带食物的游客则可在入口处吃掉食物,或将食物寄存在园区收费为80元/天的寄存柜内。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陈剑认为,上海迪士尼作为中国内地唯一一家迪士尼乐园,利用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对消费者进行了限制。
如今,已有20年历史的信中利资本集团(下称信中利),捕获了华谊兄弟、中诚信、阿斯顿马丁、居然之家、蔚来汽车、易瓦特无人机、翼菲机器人、朗进科技、1药网、美年大健康、Today便利店等各细分产业领域里的200多家龙头企业,常年占据着清科、投中、融资中国评选的中国VC20强榜单,汪潮涌本人也担任了中国基金业协会创投基金专业委员会联席主席、北京创投联盟创始理事长等业界职务。“过去20年是我人生最精彩的20年。”再次回忆起自己在信中利的职业生涯,汪潮涌更愿意用“坚持”一词来总结。“加上之前在华尔街12年的经历,今年是我投融资生涯的第32年,过去20年我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创业投资公司,支持了一批有梦想、有抱负、有科技成果、有创业激情的企业家们,帮助他们实现梦想,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近日,汪潮涌在信中利的北京办公室向人民创投说到。互联网起落中的弄潮儿在汪潮涌的记忆里,信中利成立前后的中国创投行业,正处于拓荒阶段。当时国内创投机构只有深创投、北风投等几十家,IDG、华平等国际知名创投机构也是刚刚踏足中国,红杉等如今在国内声名煊赫的投资机构当时尚未在国内布局。“我们很荣幸,作为一个海归团队,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市场化的创投机构。”出身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的汪潮涌,在国家开发银行任期届满创办信中利资本集团时,赶上了中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这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GDP保持高速成长,推动着互联网新经济走向狂飙突进的大时代。经济周期也在潮涌潮落之际不断显现。1999年信中利成立之时,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结束之际,如今在互联网江湖里占据头部地位的BAT和网易、新浪、搜狐等优势门户,在当时开始涌现;2001年互联网投机泡沫的破裂,让当时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寒意阵阵;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肆虐,美团、大众点评、小米等知名互联网企业则是在此之后初露头角。当互联网新经济的时光走到2018年,经济“寒冬”说法再度袭来,募资难成为不少创投人士在行业峰会论坛上讨论最多的话题。在汪潮涌看来,资本寒冬的说法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任何行业也都会碰到市场的低谷,今年被屡屡提及“募资难”的创投行业也不例外。事实上,信中利在创办之时的募资,也并非轻而易举。当时在国内风投概念并不清晰的环境下,募资不顺利的汪潮涌将目光转向家族基金、私人财富管理较为发达的欧洲。最终,信中利第一期基金的LP来自欧洲的财富家族。“当时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的基金,大多是外币基金,募集资金的来源也是境外。而被投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在境外上市。那时候,国内的A股市场也还不允许他们上市,这些公司只能通过VIE架构到海外上市。”在汪潮涌看来,不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前后互联网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2018年的募资难,经济的周期性不可避免,投资机构就需要有心理准备。“创投机构手里要有足够的弹药,保证在市场最坏的情况下,还是有投资能力。优秀的投资机构不应该大起大落,而是以一种匀速的速度向前推进。”如今的汪潮涌对于市场的动态更加冷静与审慎,在他看来,市场最难的时候,往往是伟大项目和伟大公司在酝酿的时期。
用奉献让地球转得更安全如果说履职尽责、敢于碰硬是刘道光坚持的职业操守,那么爱岗敬业,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则是刘道光始终追寻的工作方向。
各县(市、区)参照市里做法,及时派员到各乡镇(街道),了解前线干部表现情况,压紧压实各级干部责任。
中消协法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陈剑还进一步提出,上海迪士尼作为中国内地唯一一家迪士尼乐园,利用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对消费者进行限制,如果上海迪士尼“搜包”是建立在维护经营者自身利益的角度上,则是有损消费者人身权益的行为。 “‘禁带外食’的规定其实并不新鲜,从过去曾引发广泛争议的饭店‘禁止自带酒水’规定,到迪士尼‘禁带外食’的自定规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始终是争议的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