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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因此，各级党委和纪委要有清醒认识，坚持不停步、再出发，要拿出恒心和韧劲，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
早在2014年,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就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与市文明办、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在中心城区举行“礼让斑马线,争当好司机”文明交通活动启动仪式,拉开礼让斑马线行动的大幕。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宋祥文告诉记者,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长期坚持部署开展礼让斑马线行动,培育了浓厚的文明礼让之风,保障了行人在斑马线上的优先路权,提升了人民群众平安顺畅出行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据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科科长蒙小明介绍,自礼让斑马线行动开展以来,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坚持专项整治与常态治理相结合、违法处罚与教育引导相结合、严格执法与完善设施相结合,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长效治理,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赣州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始终保持严管态势,全市公安交警部门一直将此类交通违法行为作为整治重点,在城区交通繁忙路段、学校、医院等周边区域设置固定交通执勤岗点,强化日常执法管理,提高执法管控效能,2017年7月至今已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60多次。强力推动社会共治是赣州推进礼让斑马线行动的另一有力抓手。蒙小明告诉记者,赣州交警支队始终坚持宣传引导先行,一方面从公交车、出租车等重点车辆入手,加强与公交公司等部门的合作沟通,教育引导重点车辆驾驶人遵守让行规定,示范引领文明礼让新风；另一方面,每年与市文明办、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联合开展以礼让斑马线为主题的大型宣传活动,发动文明交通志愿者参与劝导活动,让公众熟悉掌握机动车让行规则,不断传播文明礼让新风尚。意义重大“随着礼让斑马线行动的深入开展和大力宣传,市民的自觉性越来越高,文明习惯逐步养成。”具有11年一线交通管理经验的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交警支队塘沽开发区大队教导员刘广超发现,市民对交警治理交通违法所持态度正在由不理解变为越来越支持,大家愈发明白,守法者也是安全的受益者,共同文明守法,城市出行才能更加安全畅通。在赣州,礼让斑马线行为已蔚然成风,不仅当地人受益,很多外地人也为这里的良好交通安全环境点赞。10年前,浙江杭州文二西路发生一起斑马线上的恶性交通事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此后,通过大力整治与宣传,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在杭州成为风尚。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顾大松一直关注各地推行的礼让斑马线行动。在他看来,礼让斑马线行动既是严格执行道路交通法律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前些年发生在斑马线上的恶性交通事故的有力回应。顾大松解释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明确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也就是说,礼让斑马线更准确的说法应为法让斑马线,在法律意义上,斑马线上的行人具有优先权,这是法律对生命权最高保护的体现。顾大松认为,通过礼让斑马线行动,能够有力推动交通活动中生命权至上理念的形成,强化机动车驾驶人与行人作为共同交通参与人的文明交通行为与理念,从而进一步推动交通安全领域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建设。“无论是机动车驾驶人还是行人,斑马线前不礼让都是对自身的极不负责,彼此相让才是对人身安全及自由的有效保障。”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政府法律事务部主任安顺说。浙江杭州、广东深圳、山东济南……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发起礼让斑马线行动,更多群众开始享受到越发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也为城市治理平添了几分温馨和谐的色彩。安顺认为,当前各地开展的礼让斑马线行动有利于进一步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本精神,避免大量不必要的伤害纠纷,形成了人车和谐共处的美好局面。（记者蔡长春张驰）(责编：叶子悦(实习生)、岳弘彬)。“中国体育彩票”公益慈善晚会的“沂水范”细雨湿流光，繁花与情长。
业内人士表示，过去浮动管理费基金是一种尝试。未来新规开始执行，浮动费率基金的发展仍要取决于基础市场表现和基金经理的能力，但“业绩好多收费、业绩差少收费”的模式更有利于将基金公司、基金经理、持有人利益捆绑一致，伴随着资本市场越来越成熟，此类产品的优势会逐渐发挥出来。 “浮动费率基金也有局限性，一直都有一些争议，在国外也并不是主流的基金产品模式。”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负责人刘亦千表示。首先，主动型基金设置浮动费率的目的是希望加强基金经理的激励作用，而公募基金经理要按照业绩及管理规模进行考核，激励机制本身就存在，是否需要进一步激励仍值得探讨；其次，在收取业绩报酬模式的浮动费率机制之下，容易引发基金经理的过度冒险行为。毕竟做得再差就是不收管理费，做得好还可收取更高的管理费；第三，海内外研究证明，基金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市场系统性表现，即贝塔收益，市场上涨时收取更高的费用并不合理。（方丽陆慧婧）(责编：张玫、刘然)。村民住开裂危房 地方早该定分止争 ——凤凰网房产北京对当地政府而言，不管是企业不愿意担责，还是相关赔偿标准不明，都不是任由村民只能住在“危房”的借口。砂石厂的一声炮响，村民们的房屋开裂，将近4年了，开裂的房屋仍没得到赔偿或修缮，百余户村民或借住亲友家，或离家打工，无处可去的，只好住在墙面、地基裂了缝的危房里，“胆战心惊地过日子”——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居仁街道办事处大冲村和路尾社区村民的遭遇，引发关注。这原本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
塞内加尔非常荣幸能成为第一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非国家，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第二届进博会布展期间，执法人员将先期进场巡查并在会期定时定点现场巡查，全面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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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日报》对一线奋斗者进行大篇幅、多版面报道，其中有坚持耕耘环保事业32年的“全国最美基层环保人”丁世毅，他不忘初心，坚守使命，为商丘的环境保护作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也有坚持把绿色养殖事业做大做强的商丘水产养殖协会会长李昌盾，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富起来，不忘带动父老乡亲一起发展，成为民权县水产养殖的领军人；还有白云寺镇被人们称为“点子支书”的杨冬冬，他时刻为百姓着想，不仅通过大胆招商发展地方经济，还遵从办事公开透明的原则，让百姓打心眼里服气。
磋商会上，各方认为本案生态环境损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评估报告亦对损害进行了明确量化，后续复检工作也基本完成，生态环境损害事实已经消除。
该书原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袁秉达为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译者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孔子学院翻译团队，俄文审校为首都师范大学蔡晖教授。该书最大特色是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题，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与流的结合中，阐明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体系与大体系的逻辑关系和基本内容。
警惕碎片化、肤浅化、过度商业化 硬币有两面，事物也有双面性。
主因包括担心专业技能不足、因年龄产生的职场歧视、外语能力不足、升迁管道受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