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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调查，如果可以有所查、有所不查，这种选择性反腐如何取信于民？*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词曲统观视角下明代词曲互动研究基于词曲共同的音乐文学本质、词曲在后世的共生互动现象，词曲统观自然地成为了研究词曲或曲史的一种重要视角。自南宋开始的词，从音乐性质的文体发展到与诗同等性质的不可歌的文体后，走上一条狭窄的雅化之路。至明代，词一方面接续这一创作路数，而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失去流行音乐文学功能而渐次案头化时，那种与生俱来的“曲”基因，令其即使在备受压抑的状态中也要顽强地去找寻适合的养分，因此出现大量词的曲化现象，词曲互动由此发生。《草堂诗余》的典范性指导词曲统观意识实际从明代追捧南宋《草堂诗余》开始建立。《草堂诗余》分类本在它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词曲一体的音乐唱本的意义，它与词的应歌性，或者说与“词的曲化”有密切的关联，又恰好在明代传播兴盛。相当一部分明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着词的流行音乐文学属性这种意识，而同时又要面对词已失去流行音乐文学功能的尴尬。明词对《草堂诗余》的接受和模仿属“别一种曲化”，是从观念深层向“曲”的倾斜，是向词的源起——晚唐、北宋词吸纳“曲化”因子的过程。正因为明代有对词乃流行歌曲性质的认同，令《草堂诗余》得到了一枝独秀的流行，也正因为《草堂诗余》的典范性指导，遂使词家，特别是嘉靖及之后的词家不自觉地受《草堂诗余》的影响，也正因为《草堂诗余》的大热，遂使“曲化”词在明中后期沿着流行歌曲之路发展，进而与“时曲”相亲近。其一是《草堂诗余》影响下词的创作及活动。从《草堂诗余》对明代词家评价标准的树立、词人创作风范的影响以及以陈铎为代表的对《草堂诗余》规模模仿作个案探查，了解到这“别一种曲化”在明代的具体表现特征为：“恒平俗”“以便歌”，以宣泄功能、应酬功能、娱乐功能为尚，以词“颂酒赓色”“于闺幨内奏之”为标准。通过考察陈铎《草堂余意》对周邦彦词的和韵词，可见陈铎《草堂余意》对《草堂诗余》的亦步亦趋，开始了明代文人宗“草”观念的形成。陈铎在创作实践上为明代文人以“草堂”风格为曲化标准创作树立了极端的典范，应属于明前期词之曲化意识的集中体现之一，从而带动明代词人或多或少对《草堂诗余》加以模仿，效宋人词、和宋人韵之作层出不穷，而且所选词人词调大多出自《草堂诗余》。此类曲化词的创作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其二是“词曲共生”背景下词向散曲、剧曲及民歌小曲等时曲倾斜的创作及活动。明词受时曲影响而呈现部分曲化的表现形态为：一方面从音乐功能上部分明词依然可唱，只不过是“依时曲入歌”；另一方面在文词风格上向明代文人散曲或民歌小曲倾斜与模仿。通过探查《魏氏乐谱》及明词序跋、明代诗话、词话、曲话等文献资料，寻找到部分明词可歌的依凭，认识到旧有流行歌曲性质的外在形态仍在明词中部分留有，进而通过文献查考，针对明词是以何乐何谱来表现词的音乐性这一问题得到答案，即“依时曲而歌”。通过以徐士俊、卓人月《古今词统》评点为例观词论家词曲融通意识的具体体现，认识到所谓“曲代词兴”“曲兴词亡”的提法实有偏颇，明人并不认同。“词亡”之真正含义在于“所以歌咏词者亡也”，然词又以今世之乐之谱仍发挥着它的音乐功能。且不管明人在词的创作上有多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明代确是南宋以来直至清词这一漫长发展阶段中词曲同源意识最明晰也最接近词之本体的时代。明词的时曲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前期：瞿佑存词较多，且区别于刘基、高启等政治精英类词人。他被认为开“明词曲化之先声”，然学界对曲化词的构成元素及渊源尚不清晰。但通过细致梳理瞿佑的创作历程，特别是对词集《天机余锦》与《乐府遗音》从版本、成因及词学表现方面深入探查，可以得出结论：瞿佑所代言明代初期词的时曲化的指向，多是沿元代词曲融通的路数。他开启了后来明人在词曲创作中进一步的融合之路并增加了更为浓郁的世俗味道。第二阶段为明中后期：被称为“我明一绝”的“小曲”，经过明前中期的民间酝酿至嘉靖年间形成风潮席卷全国。这“真的诗”对明散曲加以全面影响从而又转而影响到词。至此，明前期元代词曲的惯性延展，且告一段落。故明代中后期词的时曲化指向更多的是明代小曲的精神特质及表达方式。通过吴中代表词人祝允明、唐寅，可以探查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词曲互动的实际状况。同时亦可通过对明代中后期深受时曲影响下的词人词作情况作纵向梳理、选取明拟话本小说中所用词调这一角度，进一步认识部分词调的时曲功能在文人创作中的影响。明代词曲创作呈交叉融通之势伴随着词体由雅变俗，散曲却由俗变雅，明代词曲创作呈交叉融通之势。相同的时代，施之于不同文体却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我们不禁要感叹文学生态与文体生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然通过梳理南曲兴盛后明散曲的雅化倾向以及当时曲论中所反映出的词曲统观意识，认识到自南曲兴盛后，南散曲向词体的具体借鉴即雅化，仅止于花间婉丽型与北宋清雅型，并未逸出明词宗“花草”之范畴，可以说其雅化亦相当克制，属于适度融入，二者在此找到了共同的融合点。当然，明代散曲的词化，主要表现在文词上，已脱离了音乐文学的前提。这种雅化的重寻旧路，反映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即雅俗之变、朴与华之交替已成为文学发展不断循环的轨迹。晚明散曲的词化现象姑且视之为文体自身的一种摆脱痼习的努力。开辟词曲兼擅家这一视角，对明代词曲家进行个案探讨，可以梳理出他们在由曲到词的文体转换中，自觉或不自觉间表现出的差异和共通性，从中发掘出词曲互动发生过程中从作者到作品到接受层面的诸多现象与问题。如杨慎、高濂、施绍莘、王屋等明代词曲互动中具代表性意义的词曲家都是特别有意义的透视点。同时惊喜地感知到明代文人（特别是晚明）那活泼泼的生命火花，认识到文体研究不仅仅是从文体到文体，它是由有血有肉的人以及有生命的文字构建起来的。“词曲互动”所具有的开放性、融通性，恰是明代时代特征与文人精神的绝好体现，它昭示着一种状态，一种从观念到行止风貌皆显放达的人文状态。（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词曲互动研究”负责人、黑龙江大学教授）。中国气象局与扶贫基金会共建贫困地区预警信息发布渠道人民网北京5月12日电（施麟）12日，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主办的2019“向灾害SAYNO”暨小小减灾官全国公益科普活动启动仪式在上，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基于共同的防灾减灾公益服务社会职能，合力在减灾扶贫预警发布相关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提升面向贫困地区民众及贫困地区应急责任人的预警信息精准发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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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和革命战友、妻子邓颖超，他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内容，始终都不讲。“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1976年1月7日深夜对吴阶平大夫说的话，成为周恩来同志留下的人生最后的话。　　严于律己，周恩来同志充分发挥带头作用。他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决不搞特殊化，不搞特权，不搞不正之风。他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的衬衣睡衣袜子补了又补，住的老旧平房不准修缮。周恩来同志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同志一生的全部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家风建设，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托人把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弟弟到内务部工作，周恩来同志要求安排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侄女、侄儿从插队地方参军入伍，周恩来同志知道后，动员他们一个回到农村当农民、一个到边疆当牧民，扎根艰苦地区接受教育、锻炼成长。　　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是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也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周恩来同志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1958年视察杭州时，他携带的枕巾是剪去中间的破损部分缝起来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过去就换了条新枕巾。他语重心长地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在其他场合，他还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周恩来同志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去把握处理大事小情，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党的要求为先，自觉担当示范责任，发挥“头雁效应”。他立言立行、率先垂范，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点滴中显美德，留下许多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感人故事，为人民群众广为传颂，感召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我们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的人格力量集中体现着党的优良作风。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主席在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要求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周恩来同志就是党员领导干部政德修养的光辉榜样。每名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把握讲政德的时代内涵，深入学习周恩来的崇高风范、高尚品德和伟大精神，严格自我要求，时刻警醒自己，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注重品行锻炼，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规规矩矩用权、坦坦荡荡为官，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永葆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香港机场暴行引发强烈谴责 乱港行径激起众怒8月15日报道在近两日香港国际机场的非法集会中，示威者恶意瘫痪机场运作，更有暴徒对两名内地居民实施围殴、非法禁锢等严重暴力行径。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指出，香港激进暴力分子完全突破了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人性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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