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2000年与汤姆·克鲁斯合作《碟中谍2》更成为吴宇森的代表作之一。
记者采访了解到,经警方协调后,男生的监护人已经登门道歉,并赔偿万元。 未填报的高校发来录取通知,一家人懵了 据了解,保定七中女生小韩(化名)是一名艺术生,今年高考因2分之差与第一志愿擦肩而过,所以第二志愿选择了西安科技高新学院。当时,小韩的父亲还特地向报考学校咨询,得到录取基本没问题的答复后,便放心填报了志愿。 然而,7月27日下午,小韩突然收到了河北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让一家人傻了眼。 志愿填报的明明是西安的一所学校,为何收到的却是河北一所民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小韩的父亲按录取通知书上的电话打过去询问究竟,对方表示,小韩确实填报了河北外国语学院。 小韩随后打开电脑查看,发现志愿确实变成了河北外国语学院。
分币种看,2月份人民币理财产品发行8613只,美元理财产品发行126只,其他外币理财产品发行量为个位数。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办理备案相关手续的,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张晋藩本不在考评之列,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朱勇教授提出,请人整理张晋藩的材料进行考评以树立标杆。
规则意识的缺乏,除了产生安全隐患外,还会带来效率的损失。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当代语言系就制订了汉语教学大纲,开始了汉语教学。
利用仇恨助推激进化专家说,这些相似之处绝非巧合。
所以很多摩友都表示,赶紧取消禁摩令吧。沪卫计委原副主任黄峰平涉嫌贪污、受贿被公诉沪卫计委原副主任黄峰平涉嫌贪污、受贿被公诉2014年7月18日05:05来源:东方网 东方网7月18日消息:据《新闻晨报》报道,日前,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副主任黄峰平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比如,航天科技集团弘扬航天“三大精神”,解决深层次质量问题,圆满完成各项国家重点任务,践行了“用成功报效祖国”的庄严承诺;中船集团加大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和管理提升力度,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发加快自主研制,突破航空装备动力“瓶颈”,推动集团全面改革发展。西医开好中成药 不是件容易的事各种各样的中成药,既让患者不用劳心费力地请中医望、闻、问、切,也不用去中药房抓药,大包小包地带回家熬上几个小时。各种方便又“可口”的中成药可以随身携带,一包冲剂,一支口服液,甚至一盒药丸,就抵过了一大碗浓浓的药汤。这种统一剂量、统一剂型的方法,尽管方便了患者的使用,适合了一般病人的需求,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大问题。近日,患有慢性肾炎的刘女士因上呼吸道感染而急性发作,尿液检查红细胞+++,伴有咽痛、尿赤,中医辨证属邪热内侵,应使用清热利湿药治疗。可是,她就诊的综合医院的西医大夫“对病下药”,给她开了具有温热作用的百令胶囊、保肾康片,结果不但无效,反而加重了症状。究其原因,大多数人都以为中成药药性平和、作用缓慢、无毒副作用,可以放心服用;“有病治病,无病健身”,将中成药当作“保健品”,中成药成了药物中的“万金油”,由此而导致中成药滥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从目前中成药的用量、使用比例和频率来看,中成药的滥用程度确实达到了类似抗生素滥用的境地。特别是西医大夫在开具西药的同时,动辄随手给患者开出中成药,有的还开几个疗程,让患者长期服用,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中成药的误用、滥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约有70%的中成药是由综合医院的西医师开出,临床中成药的不合理使用率高达40%。为了进一步规范中成药在医疗过程中的使用,防止一些不懂中医辨证论治的西医开出“不管用”的中成药,甚至引发用药安全问题,原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早在2011年就出台了《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近年来,一些中医药机构和部门还开展了“西医执业医师合理规范使用中成药专项继续教育”,意图纠正和改变中成药滥用的现况。但我们不禁要问:西医接受了中医相关知识的培训,就能开中成药吗?中医治病是通过辨别分析患者的症状、舌苔、脉象,审察、判断、验证出病机而立法处方用药的,“一人一方”可谓是中医的特色。而中成药的药物组成却是固定的,由此也就决定了一个中成药只能适用于其组成药物所决定的、具有中医某一病机疾病的治疗。如牛黄降压丸,只适合用于高血压肝阳偏亢者;若是气血亏虚者服用,则于事无补,甚至还会加重症状。
2019年上半年,云南宣布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三个“直过民族”实现“整族脱贫”,其他“直过民族”预计将于今明两年脱贫。独龙族。土豆焖豆角 利胃肠健康,助减重食材:豆角1斤左右,土豆1个,生抽、豆瓣酱、葱、蒜、盐、清水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