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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博物馆举办的晒书大会现场，展出了孔府珍藏的档案、古籍、拓片等珍贵藏品。其中，在孔府档案中，有代表优渥恩例的《历代衍圣公及其族人领受朝廷赏赉档册》，有记载孔庙祭祀的《乾隆三十六年驾幸阙里档册》，有反映宗族管理的《孔氏祖训箴言》等。
作为参政党，台盟将紧扣当前国家发展大局，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应对挑战，共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另外，不宜过分强调“夏练三伏”，酷暑锻炼还应讲究适可而止、恰到好处。 一、消暑去火 三伏天热症较重，容易火气上升、情绪烦躁、焦虑激动、失眠等，夏季暑湿，适宜清补，“去火”是夏日食补的关键。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探望受伤警员时表示，对于有同事在执勤时受到严重伤害，感到非常难过。
当电视机、微波炉等家用电器或电线出现冒烟、打火花等异常现象时，应以最快的速度切断电源，查明故障原因，进行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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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文指出，这项“量身定做”的政策同其他普遍性的减税降费措施一样，也能令服务业受益。
何谓“政治麻木”？对“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常表态、不表率，脑子里浑浑噩噩、内心里不以为然；对党的创新理论和党中央精神学习不走心、领会不深入，对党的方针政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歪嘴和尚念歪经”；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装糊涂、玩暧昧，听到错误言论也无动于衷，甚至给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思想言论提供讲台，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鉴别力和斗争精神。
谁来种、怎么种，现代农业需要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必须来一场生产经营方式的大变革，舍此别无出路。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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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协还依据《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按照“因公殉职”援助等级对周泉泉同志家属进行援助、予以抚恤。
“访查改”活动排查对象是全市22个乡镇617个行政村的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及低保户、五保户、残疾人户、大病户、危房改造户、老人户等边缘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