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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共迎来新上市公司84家，合计集资718亿港元，同比增加39%。全面从严治党2016: 党员必学的七个文件 　　学习大国(XXDAGUO)今天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刊发十三五开局看系列第五篇。　　密集出台规章制度，明确权力边界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充分释放。而2016年，正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提档增速年。梳理2016年党内出台的有关强化党的建设的规章制度，主要有如下七部，对公权而言也犹如七把利剑。　　《问责条例》　　《条例》首次全面聚焦党内问责，成为首部关于问责方面的基础性党内法规。《条例》既厘清责任，也对问责情形、问责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操作性强。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条例》要求终身问责。　　《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　　《意见》要求，把了解干部的功夫下在平时，加强综合分析研判;同时，关口前移，抓好动议审查、任前把关两个关键。《意见》明确各级党委(党组)对选人用人负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分别承担直接责任、监督责任。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准则》分三大板块、12个部分。《准则》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等十二个方面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规定。《准则》尤其强调，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以身作则、作出表率。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条例》共8章、47条。《条例》对党内监督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方式等重要问题作出规定，为新形势下强化党内监督提供了重要遵循。　　《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　　《条例(试行)》对党的工作机关进行了科学分类，对党的工作机关的设立、领导机构、议事决策形式等作出系统规定，是继党组工作条例、地方党委工作条例之后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的又一重要制度建设举措，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　　对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　　《守则》明确，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持党章规定的干部条件，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坚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强化党委(党组)的领导和把关作用，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　　分析2016年出台的党内相关规章制度可以发现，这些规章制度从问责、监督、规范人事任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方方面面对领导干部作出具体要求和硬性规定，让其权力在安全边界内行使。　　以《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为例，《守则》进一步规范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通过凡提四必三个不上会两个不得五个不准等诸多硬性规定，杜绝一把手在任免干部时的模糊空间，避免任人唯亲、搞小圈子现象的出现。　　抓住关键少数，从高级干部严起　　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起着关键作用，有着典型意义。一方面，他们能否对腐败零容忍，决定着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能否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他们能否规范用权、清正为官、干净做人，影响着身边人能否守住权力的边界。　　正因为如此，对党的高级干部的严格要求是2016年党中央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大亮点。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10次提及高级干部，并对高级干部喊话，传达出明确信息。如公报指出，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抓好学习、增强党性修养……　　11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则与高级干部的利益密切相关。比如，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下来要及时腾退办公用房不能超标准配备车辆、超规格乘坐交通工具等。　　这些规定，无疑明确约束和限定了高级干部的某些利益。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从高级干部的利益开刀，无疑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试想，全面从严治党，把高级干部都全部管住了，还有什么干部管不住呢？　　回顾2016年，全面从严治党正不断向纵深推进，通过建章立制的方式向常态化、制度化迈进。我们可以相信，只要扎扎实实落实党内各项法规制度，高级干部带头示范，一级管住一级，党内政治生态就一定会早日清朗起来。主持人资料库——元元　　　　　元元简介　　1994年任《北京您早》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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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原商标局决定驳回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京东公司不服原商标局所作驳回决定，随后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原商评委）提起复审申请，并提交了引证商标信息页及申请流程、京东公司基本情况及其名下商标信息、京东公司及“京东”品牌获得荣誉情况等相关证据，其主张引证商标被驳回注册申请后申请人未提出复审申请，引证商标已不构成诉争商标获准注册的在先权利障碍；同时，京东公司称其名下已有“JD”商标在第9类及其他类别的商品上获准注册，“JD”使用在指定商品上具有显著特征，而且诉争商标经使用已具有较高知名度，能与引证商标相区分。综上，京东公司请求准予诉争商标初步审定。中国商标网显示，引证商标由常熟小紫逸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小紫逸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提出注册申请，指定使用在计算机外围设备、手提电话、照相机、眼镜等第9类商品上。经审查，原商标局决定驳回引证商标的注册申请，小紫逸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并未申请复审。经审查，原商评委认为，引证商标经原商标局在注册程序予以驳回，已不构成诉争商标获准注册的在先权利障碍。但是，诉争商标由英文字母“JD”构成，注册使用在计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计算机外围设备等指定商品上，不易被识别为商标，缺乏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不能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同时，京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经过使用，已具有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此外，依据个案审查原则，京东公司其他获准注册的商标与该案情况不同，并非诉争商标可获初步审定的当然依据。综上，原商评委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对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予以驳回的复审决定。京东公司不服原商评委所作复审决定，随后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诉争商标使用在指定商品上缺乏显著特征，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且京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经过在指定商品上的使用已获得显著特征。同时，商标审查具有个案性，其他商标并存的情况并非该案诉争商标获准注册的当然依据。综上，法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驳回京东公司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京东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继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关于诉争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指出，商标显著特征的判定应当综合考虑商标标志的含义、呼叫和外观构成，以及商标指定使用商品、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认知习惯、商标指定使用商品所属行业的实际使用情况等因素。该案中，诉争商标由未经设计的字母“J”和“D”组成，注册使用在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计算机外围设备等指定商品上缺乏显著特征，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属于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针对诉争商标是否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判断某一标志是否通过使用获得显著特征时，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考量：标志实际使用的方式、效果、作用，即是否以商标的方式进行使用；标志实际持续使用的时间、地域、范围、销售规模等经营情况；标志在相关公众中的知晓程度；标志通过使用具有显著性的其他因素。具体到该案，法院认为京东公司提交的证据或未体现诉争商标所标注的商品来源，或未使用在其指定商品上，或体现的多为对“京东”等商标的使用，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经过在指定商品上的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对于京东公司提出的审查标准一致性原则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出，商标评审采取个案审查原则，商标注册制度本身由一系列的制度构成，即使获得初步审定，其后还有商标异议制度，获准注册的商标仍然面临着商标无效等制度的考验，而且部分案件中商标审查的结论可能还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商标审查受到其形成时间、形成环境、在案证据情况等多种条件影响，京东公司主张的其他商标的申请、审查、核准情况与该案没有必然关联性，不能成为该案的定案依据。综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京东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京东公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报记者王国浩(责编：林露、吕骞)。“委员讲堂”第八期：凌友诗委员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全国政协办公厅制作的“委员讲堂”第八期节目，8月15日在全国政协官方网站等平台播出。本期节目由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凌友诗主讲，主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