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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以来，金正恩委员长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四次访华，开创了中朝高层交往的新历史。最近，朝方一直在积极为迎接习近平总书记的来访进行充分准备，平壤市区充满浓郁的喜庆气氛。 在两党两国领导人的亲自推动和指引下，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两国民间交往日趋活跃。自去年4月以来，中国艺术团、文艺工作者代表团、体育代表团等多个团组先后到平壤访问，朝鲜友好艺术团也在今年1月成功访华。双方的文体交流互动，让传统友好的纽带拉得更紧，两国的民心更近更亲。在平壤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传承发扬中朝传统友谊，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是双方共同的战略选择。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三个不会变”的承诺铿锵有力，展示了中国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和决心。 当前，朝鲜半岛形势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来之不易的半岛对话缓和势头需要有关各方倍加珍惜。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持久和平是大势所趋，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和共识。中国将在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继续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 中朝友好山高水长，弥足珍贵；风雨与共，历久弥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再次显示了中国党和政府对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期待此访取得圆满成功，书写中朝友好的新佳话，为新时代中朝关系发展擘画蓝图，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图集(责编：王欲然、刘融)。【品牌资讯】环球网荣获第七届公益节公益传播奖【品牌资讯】环球网荣获第七届公益节公益传播奖2018-01-3011:23（环球网1月30日讯）1月29日，第七届中国公益节在北京举行，环球网在现场近千名公益界领军人、基金会负责人、国际组织和NGO领导人、商界领袖、众多极具影响力的明星的见证下，获颁2017年度公益传播奖。第七届中国公益节暨因为爱2017致敬盛典中国公益节作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年度盛事，旨在弘扬公益精神，倡导公益行为，搭建多方深度对话、合作沟通的平台。
（摄影：李沐航）人民网东京8月15日电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德岛市“阿波舞祭”活动执行委员会14日发出通知，因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逼近当地，决定取消最后一天（15日）的公演。由于14日的活动也被取消，“阿波舞祭”连续2天取消活动，这在1996以来还是首次。德岛的阿波舞祭于8月12日开幕，按照计划，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5日为止。
”苏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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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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