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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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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25日举行的《中国皮卡汽车蓝皮书》发布会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对皮卡市场前景十分看好，他预测今年我国皮卡销量有望达到50万辆，增速保持在12％左右。
联邦国防军的这种糟糕状态固然与多年来军费不断下降有关，但其内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也难辞其咎。
畅享套餐脱胎于不限量套餐，虽自称“不限量”，却因流量有限且达量限速而饱受诟病，被工商认定为虚假广告，遭消协质疑，后被工信部勒令整改。
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
在此期间，后沙峪镇履行属地职责，依托“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曾多次与市、区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依法办理相关拆除手续。
“团购价折，还能享受30万元的人才补助和‘公转商’低息按揭贷款，我们夫妻是双职工，只要首付万元，经济压力不大。
此外，中国铁塔还在力推5G室分共享。
对此，必须牢牢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问责与容错结合、约束和激励结合，充分体现出组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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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现在影视文化产业界有一个流行看法，认为影视产业进入寒冬，基本的依据是积压片子多，收视下滑，资本退潮，企业亏损，这种现象的确令人忧虑。但另外一组数据却给出了不同的结论。近年来，影视行业总体来看一直在快速发展。2018年，全国广播电视服务业总收入同比增长%；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同比增长%；电视剧发行数量首次有所回升，现实题材主流地位进一步巩固；中国电影票房实现%的增幅，超过全球电影7%和北美地区电影%的票房增速。从趋势来看，2019年影视产业总体指标仍处于较快增长区间。 这些数据说明，影视行业总体向好，增长仍在持续，但出现一个背反现象，即传统影视业务持续萎缩与影视新业务新业态迅猛增长。如果只看到前者，是悲观的；如果放眼后者，则前景可期。 近年来，中央对包括影视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越来越重视。许多促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改革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深化，行业治理趋于靶向用力、精准施策，支持政策与管控政策双向发力，规划、引导和调控力度明显加强。 国家广电总局多年来一直在实施精品战略。影视产业纳入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对象，设立了电视剧、纪录片、综艺、专题等方面评优扶优计划，重点扶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具有原创价值、国际元素、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内容产品制作能力项目建设，重点扶持优秀的现实题材创作。有关政策最近出台，支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园区）发展，并拓展同有关省（区）的合作，积极引导优质影视资源和高精尖影视项目向园区集聚，推动影视园区专业化、规范化、集约化发展。前不久，国家广电总局就推进长三角地区广播电视一体化高质量创新性发展做出部署，着力解决省与省之间发展不平衡、创新协同和平台协同不够、资源和市场分散、节目与服务供给滞后等问题。广电产业跨区域合作的重大机遇已经到来。有关政策还大力推动影视产业与其他业态的深度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影视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智慧广电与超高清电视发展，支持影视业与互联网、大数据、5G和人工智能融合，努力构建影视业高精尖产业结构。有的影视产业大省还优化对骨干影视企业和成长型影视企业全流程的支持与配套服务，特别是加大金融支持影视业发展力度。这些积极型政策的完善将助力影视产业逐步蜕变。 针对影视产业领域不断出现的问题，近年来政府不断出台治理政策，规范秩序。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央深改委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影视文化产业已经进入蜕变的关键阶段，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但有待大的突破。目前，影视文化产业出现的困难，主要是供给结构难以满足人们不断趋新趋变趋异的需求。这些问题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在积极政策的赋能和规范下，影视产业肯定能完成新一轮蜕变，在更高起点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 （杨明品作者为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陷阱》作者提醒中国企业加强合规建设 警惕美国长臂管辖如今，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已成立咨询公司，专注于为政府机构和跨国企业提供合规咨询，帮助企业建立合规流程，培训企业员工不陷入与他同样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