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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中央副主席、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和来自两岸四地部分大学校长，省领导张安顺、李景浩、金振吉、贺东平参加联谊活动。森林法修订草案：明确公益林和商品林差异化管理人民网北京6月26日电（梁秋坪）2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京召开，森林法修订草案提请会议审议。明确森林权属、加强森林权属保护，是这次法律修改的重点。根据森林生态建设和集体林权改革的实践经验，草案新增“森林权属”一章，针对我国森林权属的实际，区分主体分别规定。草案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森林资源所有权，国务院可以授权有关部门行使或者由有关部门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代理行使所有职责。国家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多种所有制的林业经营主体使用。草案明确，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林地依法实行承包经营。未承包的集体林地以及林地上的林木，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国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团队、部队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经营并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林木收益。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营造的林木，依法由营造着所有并享有林木收益，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分类经营是这次法律修改的关注点。草案根据森林生态区位和主导功能的不同，将森林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采取差异化的政策管理措施。草案规定，将森林生态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弱，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划定为公益林，实施严格保护。公益林由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公益林经营可以合理利用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但是应当符合生态区位保护要求，不得破坏公益林生态功能。除特殊情况外，公益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草案明确，未划定为公益林的森林属于商品林。商品林由林业经营主体依法自主经营，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采取集约化经营措施。采伐商品林应当依法办理采伐许可证，符合技术规程，控制皆伐面积，伐育同步规划实施。林木采伐是放活还是管死，是这次法律修改的焦点。草案按照“放管服”改革精神，完善了森林采伐限额和采伐许可证制度，适当下放审批权，缩小许可范围。草案规定，国家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总量。年采伐限额由省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编制，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报国务院备案后实施。重点林区的年采伐限额，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编制，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草案明确，采伐林地上的林木也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对非林地上的农田防护林等防风固沙林、护路林、护岸护堤林和城镇林木的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此外，草案还删除了木材生产计划、木材运输证等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内容。电子社保卡便利你我（生活漫步） 瞄准百姓公共服务的需求痛点，让人们的生活更便利，希望类似电子社保卡这样的便民服务再多些 人社部日前宣布，截至6月底，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相关城市可以签发电子社保卡。截至7月19日，全国已经签发了2500多万张电子社保卡。
各委办局、街镇相继组织召开部署落实会议，细化完善方案，勇于探索实践，因地制宜的搞调研、想办法，不折不扣把各项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受近期房屋交易市场降温、房地产融资环境收紧、房企到位资金面趋紧等因素影响，各地房企已经有意识地积极降价促销，这会使房价上涨城市数量有所减少，70城房价环比增幅数据不再扩大。
笔者在朝鲜祭扫位于平壤郊区的兄弟山志愿军烈士陵园时，发现庄重肃穆的整个墓区一尘不染。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
” 高福源到达甘泉红一方面军指挥部后，彭德怀迎接了他。更让高福源感动的是，身为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与他同住一个窑洞，并长时间深谈。原籍东北鞍山的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则天天陪着他参观红军营地，并参加红军与东北军被俘官兵的联欢会。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高福源禁不住落泪。在中共的帮助和教育下，高福源迅速觉悟，拥护中共的主张，并自告奋勇回去说服张学良。 1936年1月中旬，高福源从瓦窑堡回到东北军在洛川的驻地，面见张学良的心腹大将王以哲，要求向张学良面陈机密要事。在西安的张学良接到王以哲的密电后，十分高兴，他正为“剿共”是一条绝路，损兵折将、代价惨重而苦于无计可施。第二天一早，张学良就驾驶他的座机飞赴洛川。 张学良见到高福源后，为了考查他是否靠得住，还假意怒斥了一番。高福源说了在红军中的感受，讲解共产党联合全国抗日御侮的诚意，并劝说“少帅”同共产党联合抗日，争取打回老家去，还将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张学良。周恩来在信中写道：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杀死骨肉兄弟以饱狼腹，非人类所为。此信和高福源的讲述与张学良的感受和主张相吻合，打动了张学良的心怀。张学良于是下定决心，让高福源立即返回瓦窑堡，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商谈。 经过高福源的秘密穿梭往来，红军高层与东北军上层建立了接触关系。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在洛川谈判后，又与张学良举行会谈，两军实现了全面停战，为联络方便还交换了密码。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与20位红军高级将领还联名发布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为协调同东北军部队的关系，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请令其部队不要超过庆阳、镇原一线。红军则以该线以北地区为根据地，并由此向西进取固原以北及豫旺县地区。而后，红一军团人马西进至豫旺县的豫旺堡(今属同心县)和固原县的七营川、清水河一线，在这里，红军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红色政权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通过高福源的联络、传信，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2月25日，李克农一行抵达洛川。因张学良临时有事赴南京，遂暂由王以哲代为商谈。经过开诚布公的协商，双方达成停战协定。3月4日张学良返回西安，即飞赴洛川会见李克农，并希望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 4月9日，周恩来偕同李克农从保安到延安，在清凉山下桥儿沟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共商救国大计。会谈至10日晨4时结束，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还达成六条口头协议。 此次会谈的成功，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做出了重大贡献。党建生产深度融合 辽河油田结对帮扶助扭亏原标题：党建生产深度融合 辽河油田结对帮扶助扭亏 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以下简称“辽河油田”）采取党群部门结对帮扶亏损单位的方式，帮助企业解困扭亏，推动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今年3月，在辽河油田党委推动下，公司党群部门分别与一家业绩考核靠后的亏损单位结对，组建了“党委组织部——油田建设公司”“党委宣传部——筑路工程公司”“党委办公室——辽河工程技术处”等7家帮扶对子。
因为审理公正透明，中国近年来成为国外企业偏爱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所在地。
”耖家庄村扶贫干部王根平说。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巴建交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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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今年3月以来，辽河油田多个党群部门走下去、沉下心，主动与帮扶单位沟通对接，把脉问诊，通过领导推动、群策群力，共同细化方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