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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多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知识，多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你们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话讲得很好。希望你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将来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习近平 “没想到总书记这么快就给我们回信了！”回忆起收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情景，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北梁红军小学的师生们至今仍激动不已。 2018年5月，孩子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学习革命历史的体会和学校发展变化的情况。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给同学们回了信，勉励他们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将来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们给习爷爷写封信吧” 照金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上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初建于1955年的北梁红军小学，原址就在北梁村陈家坡会议旧址附近。 2000年6月，习仲勋同志的夫人齐心老人来到照金。看到北梁红军小学教室简陋，设施陈旧，她动员全家捐资15万元对北梁红军小学进行迁址重建。 2001年，何新春调入北梁红军小学担任校长，负责新校建设。“当年多亏有了齐心老人那笔捐款，才让北梁红军小学重现生机。”何新春介绍，此后10余年间，在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路面硬化了，有了校车接送，老区的孩子们上学不再难；学校有了自来水，师生喝上了清洁的直饮水；高年级学生有了宿舍，还能够洗上热水澡；学校还新招了一大批青年教师，个个都是大学生…… “学校变化这么大，我们给习爷爷写封信吧！”2018年5月中旬，北梁红军小学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孩子们萌生了写信的念头。信中写道：“习爷爷，您知道吗？我们学校现在变得可美了！而且，我们学校已经恢复六年制完全小学啦！这样，我们以后上四年级就不用跑很远的路了……” 5月23日，何新春骑着摩托车载着执笔人王天娇小朋友来到照金邮局，郑重地把信投进邮箱。 孩子们心想：“习爷爷那么忙，他会看到我们的信吗？习爷爷会回信吗？” 没想到，仅隔一周，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回信了。 “你们的来信我收到了，看了以后感到很高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希望你们多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知识，多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全市学生喝上直饮水 走进北梁红军小学，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美丽的图景。新的教学综合楼、学生宿舍楼基本建成，塑胶操场正在建设。现任校长封岗战介绍，新教学楼总建筑面积2105平方米，楼体为框架结构，可抗8级地震。1—3层为教学用房，包括普通教室、音乐教室、舞蹈教室、计算机教室、实验室、阅览室等，4层为办公室、会议室等。新宿舍楼建筑面积962平方米，宿舍为8人一间，设公共卫生间和浴室。两栋新楼今年秋季开学即可投入使用。“到那时候我们的硬件条件将会再上一个台阶。” 执笔写信的王天娇现在上四年级。封岗战介绍，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收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后学习更努力、各方面表现更突出，后来还当了班长。“习爷爷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要铭记习爷爷的教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王天娇说。 去年底，陈子涵同学到北京参加国际儿童阅读大会，朗诵内容就是收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感受。陈子涵父亲高兴地说：“收到总书记的回信，孩子可激动了，更自觉地用功读书了。” 副校长郑东东2015年9月到北梁红军小学教音乐，“当时学校还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新的教学综合楼启用以后，学校就有专门的音乐教室了”，郑东东告诉记者，他打算组建鼓号队和合唱团，教学红色歌曲。 “以前的北梁红军小学只有几间土坯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学生上学要爬坡过河走十几里山路，冬天还得自带小火盆取暖。”回忆当年，老教师段公社感慨不已。他告诉记者，照金北梁红军小学现在有16名教师，除了他自己是退休返聘的，其他教师都是年轻人，都有大学文凭，专业涵盖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各个方面。“现在的教学条件以前根本不敢想象，更重要的是，总书记的勉励把大家精气神提起来了，大家都憋足劲，要干出个样子来。” 铜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常雅玲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以后，铜川市多方筹措资金，完善中小学幼儿园直饮水和寄宿制中小学校洗浴设施。目前，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学生都能喝上直饮水，所有寄宿制中小学学生都能洗上热水澡。 理想信念永远不会过时 校舍变新了，师资变强了，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上午10时，一辆黄色校车缓缓驶入校园。30多个刚刚在照金镇表演完节目的“小红军”叽叽喳喳地从车里跳下来。杜晨燕小朋友是文艺活动主力，唱红歌、跳舞、演情景剧，她样样拿手。快言快语的杜晨燕告诉记者：“我们都有两套校服，一套是运动服，一套是红军服，我喜欢文艺演出，也爱穿红军服。” “总书记在回信中要求我们，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封岗战说，“传承红色基因”是照金北梁红军小学一贯的教育主题。学校不断完善机构和课程设置，唱红歌、讲红军故事、走红军路，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告诉下一代，我们怎样走来，未来去向何处。 据了解，耀州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在全区中小学开展唱红色歌曲、讲红军故事、行红军路等八大系列活动，深化红色教育。该区还组织编写了革命历史教材《红色照金》，即将下发全区使用。 “理想信念永远不会过时，”何新春说，“革命历史教育不只是忆苦思甜，青少年最应该学习的是革命先辈身上那种执着、奉献、忘我的特质，这是任何年代都需要的。” 郑东东介绍说，学校每年都会组织高年级的同学从学校出发，步行约5公里前往照金薛家寨革命旧址，参观当年红军住过的岩洞，“重走一遍红军路，感触会更深”。 “总书记回信后，北京等大城市的一些机构纷纷前来联系，要求联合举办助学助教活动，愿意来当志愿者的也多了。”封岗战告诉记者，学校正在考虑增加感恩教育内容，既培养孩子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怀，也要教育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回报社会，用光热温暖更多人，把爱传递出去。湖南：产教融合实现产教双赢现任远大空调有限公司中东大区服务经理的徐晴，曾就读于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后来考入了学院首届远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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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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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表示，医改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医疗乱象，不仅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还严重危害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系统整治、持续打击已成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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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过去都快10年了，还是《三体》热，还是大刘热，这能叫科幻热吗？”大众对科幻应有开放性的态度“过去我更多关注宏大的话题，如宇宙毁灭、重生等，现在更关注小的、细的、趣味性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