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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1时许，18名礼兵正步入场，持枪伫立两侧，授称仪式开始，全场齐声高唱国歌。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仪式。“排雷英雄战士”荣誉称号获得者、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杜富国在妻子陪同下走到台前，习近平为他佩挂英模奖章、颁发证书，同他合影留念。随后，习近平向获得“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荣誉称号的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获得“航天报国模范地面站”荣誉称号的63798部队地面设备站、获得“科研为战先锋”荣誉称号的63837部队某室，分别颁授奖旗。授称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习近平同获得荣誉称号的个人和单位代表集体合影。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领导，驻京大单位副战区职以上领导，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武警部队官兵和文职人员代表等参加仪式。(责编：陈羽、黄子娟)。香港有暴徒多处投掷汽油弹致一名警察被严重烧伤 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11日晚，暴徒在多处向香港警察投掷汽油弹，一名警员严重烧伤。
上述专业人士认为，本轮“二选一”期间，营收损失数千万、被迫大举裁员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 “二选一”致企业受损 “二选一”是商业竞争的最初级手段，本质上是通过逼迫品牌只能选择单一渠道，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此类垄断行为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更多利润，这些成本最终由消费者买单。 互联网被认为建立了开放、平等的新商业环境，“二选一”则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封闭和倒退。相较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变革等方式，“二选一”更为简单，一旦基于支配垄断市场地位的手段取得成效，平台就会反复使用。但另一方面，长此以往，企业也将失去创新的动力，只能通过“不断向品牌商收取更高费用”来实现自身增长。 虽然已经对一些企业和消费者造成了影响，但大规模的“二选一”仍在延续。近期，又有多家知名品牌先后发表声明，称将终止与某新晋电商平台的合作。对此，上述行业人士表示：由于6·18“二选一”没有达成既定的“歼灭”目标，实施平台正计划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本轮“二选一”预计将延续至“双十一”周期。 事实上，不论是品牌商还是消费者，都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品牌商的困境，正引发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务院办公厅此次印发的《意见》，更是明确指出要“依法查处互联网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交易、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张晓荣。黄坤明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王卓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28日在北京会见由全国书记鲁塞尔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源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悠久历史，更源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德艺双馨的文化大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怀揣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敬畏之心，人民网推出融媒体文艺栏目《见证人丨致敬改革开放40年·文化大家讲述亲历》，邀请改革开放40年以来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大家，分享其求艺之路的艺术探索与思想感悟，呈上对改革开放40年文艺发展最具诗意的表达，通过有情感、有温度、有底蕴的人物呈现，彰显艺术作品的时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上海二手车牌照暴涨至12万 免费新能源牌乏人问津原标题:上海二手车牌照暴涨至12万免费新能源牌乏人问津 在上海私车牌照6月拍卖中标率屡创新低、二手车牌照价格暴涨至12万元的当下，上海市为新能源汽车特推的“免费牌照”额度却用不完。
出发于都河、血战湘江、突破乌江……一路爬山，一路听讲，一路思索，大家对红军长征途中经历的磨难有了更加深切的体悟。
网络零售品质化，打假科技齐上阵当前，我国消费升级态势明显，市场的品牌意识开始觉醒，从单纯的功能需求到品牌需求，人们网购的消费心理正随着整个消费市场的升级而变化。
示威者罔顾法纪的暴力行为令人发指，警方予以极严厉谴责。
据了解，本次智能门锁比较试验涉及28个品牌的38把样品，购买价格从790元到3700元不等。
据路透社8月13日报道，商务部官网的新闻稿显示，1月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050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折合为788亿美元，同比增长%。
8年来，“17+1”合作成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跨区域合作平台。
上市公司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型经济活跃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中关村如今已经成为全国上市公司最为集中的自主创新示范区,并形成科创特色鲜明的“中关村板块”。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另有46%的调查对象反对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