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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五粮液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表示，当前中国白酒行业正处于以结构性繁荣为特征的新一轮发展的长周期，且这一时期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未来三年，除完善相关技术外，鸿蒙OS会逐步应用在可穿戴、智慧屏、车机等更多智能设备中。
随着利奇马风力不断减弱，中央气象台于8月13日对其停止编号。
1949-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元增加到1957年的254元，年均实际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44元增加到1957年的73元，年均实际增长%。到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比1957年名义增长%，年均实际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元，比1957年名义增长%，年均实际增长%。
我国在通信技术标准领域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参与、4G同步、5G主导的艰难奋斗历程，在移动通信标准领域逐步实现了话语权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作者：刘晓燕，系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国家邮政局:前7月快递业务收入超4000亿元原标题：前7月快递业务收入超4000亿元 本报北京8月14日电（记者李心萍）国家邮政局14日公布7月快递业运行情况：1—7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亿件，同比增长%；业务收入累计完成亿元，同比增长%；其中，7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亿件，同比增长%；业务收入完成亿元，同比增长%。
张霖琦在接到中介电话后，曾上网查了查，发现确有中介公司续签合同要求再交中介费。续签时，他在社交网络上对此表达了不满，很快便有网友共诉遭遇、讨论如何防坑。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微博、知乎等论坛上，不少网友都投诉这一问题。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在为房东和租客提供居间服务的情况下，中介可以收取一定金额的居间服务费。在房东与租客就同一房屋续签租赁合同的情况下，中介公司并未提供新的居间服务，不应再收取中介费。续租中介费存在多年在双方聊天记录中，记者注意到，告知8月1日后续签要交中介费新规的同时，这位中介表示7月30日18点后续签的合同也不算。在张霖琦看来，这是中介想卡时间，因为当天是工作日，通知日期也是截止日期，但大多数租房者是上班族，当天18点还没下班，如此规定是设法为难租房者，让他们不得不多交中介费。7月30日17点，张霖琦来到了中介所在的门店续签，并要求看相关规定的文件。中介以公司系统正在维护不能续签为由，改口称7月31日也可以免中介费。随后，张霖琦离去，并于次日续签。不仅上海，记者调查发现，其他城市也存在续签交中介费的情况。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从事测试工作的刘云峰和同事在单位附近合租了一套两居室。来北京工作多年，刘云峰租房时，“该注意的地方都会提前问好”。时值毕业租房旺季，房子不好找，即便得知续签要交中介费，刘云峰只能忍了。他还总结了经验，续签时要尽可能直接和房东签，这样就可以避开中介设的局。事实上，续租中介费存在多年，饱受诟病。记者近日以租房名义联系了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得知租房分代理托管的长租公寓和居间服务的普通租赁房源两种。和交中介费的普通房源不同，长租公寓提供保洁、维修等服务，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问到续租这两种房源时，不同房地产经纪报价不一。对于普通房源的续租，有人说中介费是月租金的70%，有人说是月租金；而对于长租公寓的续租，有人说是月租金，有人说是月租金的80%，有人说是总租金的10%。再收费是对市场规则的破坏那么，续签该不该再收中介费？“租房续约不应该交中介费。”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目前居间费和续约居间费都处于行业灰色地带。如果是居间服务可以收一次代理费，但续约时已经没有居间介绍信息服务，不该再收费。对于这一观点，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封震表示认同。他认为，目前之所以存在房屋续租需要再交一次中介费的现象，实际上是部分中介利用自己市场门店多、资金充裕等优势地位，与房东签署长期的委托租赁协议，控制房源，迫使租客续租时不得不多交一次中介费，这是对市场规则的破坏，有垄断之嫌。“对房东而言，将房屋交给中介长期委托出租，避免了出租和续租时看房和维护的成本，同时中介按约付款可以兜底部分房屋空置期。”封震分析说，租客到期后，如果续租需再交中介费，增加成本；如果不续租，租赁其他住房，同样需要重新承担中介费，同时还要遭受搬家的成本和精力的消耗，这样一来，续租反倒可能是成本更低的选择。租赁政策应更加明确租房时交的中介费，到底有无标准？按照《合同法》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按约定支付报酬。封震认为，中介有权利基于自己提供的居间服务收取中介费。“发改委在前几年已经放开了中介费的收取限制，由市场进行调节。但应遵循居间报酬的事实依据，按付出的劳动收取费用，而不是恶意乱收费，加重承租方的负担。”实际上，记者注意到，房地产中介费的乱象已引起北京市住建委的关注。2013年，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曾就《北京市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提出同一宗房屋租赁经纪业务中租赁双方续约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再次收取佣金。不过，该管理办法的正式文件尚未下发。对于治理续租中介费，张大伟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政策要到位，现在租赁政策存在很多不明确的地方。（记者李丹青）(责编：管福华(实习生)、孝金波)。京都动画纵火案罹难名单公布 武本康弘确定身亡最糟的还是来了。
”潘文举例说，像网络直播和游戏业务等，为基础计费；像智能家庭、高清直播等，则为大流量计费。
信托公司也陆续抢占赛道。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慈善信托新设立的信托财产达亿元，同比增长%；新设立慈善信托79单，同比增长%。在2016年至2018年间，全国共有42家信托公司设立了慈善信托，占全国68家信托公司总数的%。目前已有16家基金会成为慈善信托的受托人或共同受托人。另外，部分信托公司对设立慈善信托表达了明确的计划。2019年5月底，光大信托有关负责人透露了布局慈善信托的战略，即计划到2020年末新设立至少100笔慈善信托。近年，慈善信托相关业务正在不断创新落地。2018年9月，“百瑞仁爱·黄河爱心基金慈善信托”在郑州市民政局完成备案，我国第一单自闭症儿童救助慈善信托落地。2019年6月，中信信托试水国内首单慈善先行信托，有“国民月老”之称的孟非作为该信托的委托人，开启了国内明星慈善的一种新模式。中国信托业协会鼓励支持多家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落实扶贫项目，尝试如“慈善信托+企业贷款”、“慈善信托+股权投资”、“产业扶贫+精准帮扶”等创新模式。信托公司为何布局慈善信托？究其背后，有几大原因：一是从需求端来看，随着财富人群的成长，慈善已经成为财富传承的标配。早在2017年，美的创始人何享健就宣布成立总额60亿元的家族慈善计划，包括了市值约为40亿元的股权捐赠和20亿元现金捐赠两个部分。《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可投资资产一千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数量达到197万人，预计到2019年底，可投资资产一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士数量将达220万人，其中可投资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人士数量约17万人。二是从自身优势而言，慈善信托具有慈善与信托的双重特征，在受托管理、财产保值增值以及信托交易结构设计领域更具有优势。具备信托财产独立、运行成本低等特征，可以发挥信托制度安排优势与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能力。由于它接受双备案，风险隔离能力更强。信托业内人士李林（化名）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解释，近年来，高净值客户特别是家族客户对参与慈善事业的需求兴起，但是对使用和调配慈善资金缺少系统和长期的规划。而慈善信托有望以严谨的法制结构去操作慈善资产，可为高净值客户群体提供综合性的财富服务，这也是信托公司重要的展业方向之一。百瑞信托博士后研究站研究员方丁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慈善信托具备长期性和稳定性。”具体来看，每一笔慈善信托都是根据委托人意愿来制定的委托文件，并按照相关信托文件进行执行的。即使将来委托人不在了，委托文件还依然有效，信托公司依然会严格按照最初慈善信托的委托文件来执行，因此具备长期性和稳定性。对比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二者同为本源业务。不过，慈善信托的双备案是其风险隔离能力更强。具体而言，首先，家族信托属于私益信托，而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这决定了家族信托以家族成员的利益为主，而慈善信托和公共利益相关性较大。
新模式正在出现。
”公安机关组织力量对线索侦办,同时,“在办案过程中,需‘扫黄打非’办协调、帮助鉴定一些出版物”。
从参与竞争的主要通信设备企业来看，在1G到4G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摩托罗拉、诺基亚、阿尔卡特、爱立信、LG、朗讯、富士通、日本电器、西门子、三星、华为、中兴等一批科技企业，而到5G时代有能力参与标准制定竞争的，只剩下华为、爱立信、诺基亚和中兴4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