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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前后，特园从早到晚都有聚会，周恩来有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28日，毛泽东来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不久周恩来就陪同毛泽东来到特园拜访民盟，那天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张澜与鲜英四人谈的时间相当长。几天后，民盟中央在特园举行公宴，毛泽东情绪很好，喝了不少酒。周恩来很有酒量，高兴时很能喝。这种酒是家酿的枣子酒，他常喝，很是喜欢，还给毛泽东介绍说这酒很香很纯。1950年鲜英到北京，毛泽东请吃饭。席间毛泽东说：“重庆解放的时候，你受惊了。”鲜英说：“托主席的福，还好。”周恩来在一旁风趣说道：“现在可以畅饮枣子酒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尽管曾外公已是七旬老人，他仍满怀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他在1955年给重庆我外公等家人的家书里自豪地写道：“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也是四川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又是四川省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所以时而北京，时而四川，随时往返。那不是太辛苦了吗？其实也不苦，亦不忙。”当年9月14日，他在信中告诉家人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现在社会状态是变了。一般人老老实实作人，决不许欺诈、取巧、骗人的作风。正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建设，凡是有技术的人才，都是国家欢迎的。凡是穿、吃，都有一定计划，决不许浪费，与夫骄奢淫逸的事。大城市早已取消妓女、妓馆。又取消黄色小说，免青年受毒。因有以上种种措施，人们安稳度日。不忧物价波动，不费心思对人，所以我今年七十有一，终日在北海公园度时光，以娱晚景。”他无比热爱家乡重庆：“成渝建设之好，是你们梦想不到的美丽而改观。大概与上海的黄埔滩不相上下。尤其在重庆的我家，夜景最佳。四面一望，前后左右的电灯辉耀正如香港之远望。月夜则花木更显其幽静。”1968年，曾外公患病去世。回首一生，他无怨无悔。在他心中，为新中国的建立这一理想所做出的奉献和追求，是他最灿烂的人生！曾外公的爱国精神一直鼓励着我，鞭策着我，向他学习，我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传承他的精神，我在民盟渝中区委会的支持下，创建了特园支部、特园书屋，和盟员们一起，正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履职尽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70年过去了，人事总有代谢，正如曾外公和我；但爱国奋斗的精神和传统，却会一代代继承和发扬下去。（作者：隆准，民盟重庆渝中区委会委员）来源：统战新语。聚焦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全会一致认为，讲话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深刻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党进行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宝贵经验，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贯彻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直面问题，掷地有声，充分彰显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高度自觉，具有鲜明深刻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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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